因为骚乱，会议拖延了很长的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群体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词骂他。针对这些脏话，x同志则非常巧妙地用一种理论来反驳，根据这种理论推理，社会主义者全成了“白痴”或“可笑之人”。
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中，为给五一节工人庆祝会进行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为了避免争论，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社会主义者被称为“g同志”，这个词是“白痴”和“骗子”的隐喻。这些恶意中伤之言，引起大家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甚至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
由此可见，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理性，论证和推理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更不能认为理性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集会，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就有一篇关于学术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会议越来越嘈杂，众人的争吵声有增无减。任何一个演讲者说上两句话，就会被人打断。时时刻刻都有人大声喧哗，场内喊叫四起。演讲者的发言在博得了喝彩声的同时，也听到了辱骂声。一些听众激烈地争吵着，有人挥舞着木棒，有人不停地击打地板。如果有人打断演讲者发言，听众不是叫嚷着“把他轰下去！”就是“让他说！”
一位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c先生，此君满嘴仁义道德，在他发言的时候，张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痴就是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或唯利是图之人，社会充斥着打击与报复，世风日下，他宣称要把败坏道德的东西统统消灭。
人们也许会问，政治或派别不同的选民，意见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问这种问题的人，等于为群体自由文过饰非，这个奇怪的谬论忽略了群体心理原始化的特征。虽然大众群体也有意见，但这些意见绝非他们自己的，这些意见不过是被煽动的群体接受的某种暗示，既然是暗示，自然合乎理性的可能性也极低。
这是因为，在类似选举的事件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都被操控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尤谙将改头换面的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识，因此得到了群体的拥戴，很有影响力。正如民主人士谢乐先生所言：“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它的零件不多不少。今日的法国就长期被选举委员会统治着。”
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所接受，且有一定的财力，要对群体产生影响，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选举委员会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位选举委员口出狂言：假如有人汇款300万法郎给他，他就能保证让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以上所言并非反对普选的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很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越来越少，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他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被侵略的代价。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它和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时间，被送回了中世纪。你会认为他敢攻击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这些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冒犯它们，法官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他还敢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不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于当前来说，普选的教条有着过去的宗教式威力。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和社会主义时，演说家和作家表现出的阿谀奉承与谄媚之态，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因此，我们对待普选制度，必须如对待宗教教条一样，如果不赞同，那么就保持缄默，让时间去改变它吧。
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只是徒劳无功，因为它有一件伪饰自己的外衣。托克维尔说：“即使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