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或别人使用我的金钱的时候，我所经常感受到的困窘、羞惭、厌恶、麻烦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快，如果必须把它们都—一写出来，那就得记一大篇枯燥无味的细账。但是，读者在逐渐了解我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逐渐熟悉我的性格，因此，用不着我来赘述，他们便会了解前面所讲的一切了。
一旦有了这些了解，人们就容易明白我所具有的矛盾之一就是：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对于我，金钱并不是多么可人意的东西；当我没有它的时候，我决不想它；当我有它的时候，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使用才合我的心意，只好把它长期存放起来；但是，只要遇到适意的良机，空了都不知道。不过，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我深深觉得，金钱不是由我这样的人使用的东西；只要手头有几文，我都感到可耻，更不用说去使用它了。万一我有一笔足能让我过惬意生活的收入，老实，我决不会当一个守财奴。我一定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光，并不用它生利吃息。可是，我的不安定处境使我害怕。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惜金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正因为这样，我才牢牢掌握自己占有的金钱，不贪求没有到手的金钱。
所以说，我的淡泊不过是出于懒惰罢了。我觉得，有钱的乐趣抵偿不了求财的痛苦。我的挥霍也是出于懒惰，因为既然有了一掷千金的机会，谁还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呢？对于我，物的力比钱的力大，因为在金钱和所希望享有的物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媒介物，而物品本身和享用之间却是毫无间隔的。我看到某一物品时候，它能我，而当我只到获得该物品手段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手段的力。正因为这样，我才做贼，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我宁愿自己去拿，而不愿向人家讨。然而，在我一生之中，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人以后，我从没有偷过人家的一个铜板；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十五年前，我偷过七个利物儿零十个苏。这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是无耻与愚蠢的巧合，假若当事者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简直不会信以为真。
事情发生在巴黎：约下午五点钟，我跟德·弗兰格耶一同在“王宫”散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我说：“咱们到歌剧院去吧！”我欣然同意，我们就去了。他买了两张池座，给我一张，然后，他拿着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他先走进去了，我往里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向里边瞧了瞧，只见大家都在站着。我心想，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我很容易被挤丢；反正德·弗兰格耶一定这样想。于是，我离开那里，交了副票，取了钱，走了出来。万万没有想到，我刚走到大门口，观众全都坐下了，德·弗兰格耶很清楚地到我不在剧场里边。
这种行为跟我的天性完全背道而驰。我所以把它记载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人们有时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行动断定他们的善恶。我所要偷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的用途。不过越说不是作贼，就越寡廉鲜耻。
如果我把学徒时代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所走过的每个历程—一讲述，那就永远讲不完了。我虽然染上了学徒的种种恶习，但是，我对这些恶习未能产生丝毫兴趣。我讨厌伙伴们的那些娱乐。当我由于束缚重重，连对工作都感到乏味的时候，我便厌倦了一切。结果，我把久已放弃的读书癖重新捡了起来。我是占用工作时间偷着看书的，因此造成一种新的罪过，惹来一些新的惩罚。不过，我的读书癖越受到，兴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热状态了。有一个有名的女租书商，名字叫拉·特里布，她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好书坏书都行，我不挑选，什么书我都同样贪婪地阅读。我在干活的案子上读。出去办事的时候读，蹲在厕所里读，我经常一连几小时沉醉在书籍里。我读得头晕脑胀，别的事儿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师傅窥探我，捉住我，打我，抢走我的书。有多少本书被撕毁，被焚烧，被扔到窗户外边去啊！拉·特里布的店铺里，有多少部残缺不全的文集啊！我没钱付给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衬衫，自己的领带，自己的衣服了那位租书商。我每星期日一定把师傅付给我的三个苏零花钱给她送去。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要说，金钱不还是必需的吗！说的对。不过，这是在我爱书成癖，不能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新的兴趣完全征服了我；我除了读书而外，什么都不想干，连东西也不想偷了。这也是我身上的突出的特点：当我的某种爱好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一点儿小事就能使我转移目标，就能改变我，迷惑我，最后使我如醉如痴。于是我忘却一切，一心只想我所倾慕的新的东西了。我口袋里只要有一本新书，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