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我却利用这极少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这比其他一切娱乐更加有趣。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憋闷了，所以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阿奈曾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这个园子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我们在那里酌情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放了一张床。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夜晚我有时就睡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小小的退隐所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给那里预备了几本书和不少的版画，我用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小屋装饰了一番，并做了一些新奇的布置，以便等妈妈到这里来散步时，使她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愉快。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的是更专心地来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念她。这是我的另一种怪癖，我既不想辩白，也不想多解释，我只把它说出来，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卢森堡公爵夫人对我打趣地说，有个人专为给情妇写信而离开自己的情妇。我对她说，我很可能也这样作，而且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我已经这样作过几次了。然而，当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感到有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不管是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同样地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时都没有过的，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我对他怀有怎样的深情厚谊。但是她往往被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们所包围，于是一种愤怒与厌烦的心情迫使我躲到我的隐室中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丝毫不用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我就是这样把工作、娱乐和学习都分配得非常合适，我的生活非常平静，而当时的欧洲却不象我那样平静。法国向皇帝宣战。撒丁国王也参加了战争。法队为了进入米兰省要从皮埃蒙特经过。其中有一个纵队路经尚贝里，特利姆耶公爵指挥的香槟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他，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他事后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从郊区经过时，因为我们的小园子正处在郊区的高处，我饱享了观赏队伍从我眼前走过的眼福。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象战争的胜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似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关心国事的习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报了，我对法国是那么偏爱，它的小小的胜利也使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好象这会对我自身有所不利一样。如果这种愚妄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就不屑于谈它了。哪知这种感情在我心里竟然根深蒂固，甚至当我日后在巴黎成为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时。对于这个我认为奴性十足的民族，对于我一贯非难的政府，我不由自主地总还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偏爱。可笑的是，由于我对自己心中竟有这样一种和自己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倾向而感到可耻，因此我不但不敢向任何人出来，甚至还为法国人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比所有的法国人都更难过。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最后，我心中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忘我。那么坚定而不可战胜，甚至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在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我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在对我大加诬蔑和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我这种愚妄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尽管他们对我不好，我仍是不由自主地爱他们。我在英国最繁荣时所预言的它的衰落刚开始露出苗头，我就又痴心妄想起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我只是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里发现了这个根源。我对于文学日渐增长的爱好，使我对法国书籍、这些书的作者甚至这些作者的祖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就在法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正读布朗多姆的《名将传》。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特利姆耶等人物，于是我便把从我眼前走过的兵士也当做这些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名将的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每当一个联队走过，我就好象又看到了当年曾在皮埃蒙特立过赫赫战功的那些黑旗队。总之，我完全把从书本上得到的观念硬加在我看到的事情上。我不断地读书，而这些书经常又都是法国的，这就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最后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盲目狂热。后来，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的那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就抵消了由于法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引起的对法国的普遍嫌恶。法国的小说，要比法国的男人更能赢得其它国家女人的心；戏剧杰作也使年青人爱上了法国的戏剧。巴黎剧院的名声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他们离开剧院时，还为之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优美情趣。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折服，而且在那最后吃了败仗的战争期间，我发现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支撑着被军人玷污了的法国名字的荣誉。
所以，我已经是个充满的法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