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