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个秋日，我去看望夏洛克·福尔摩斯。当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和一位矮矮胖胖、脸色通红，并且有着一头火红色头发的老先生在交谈。我不禁为自己的贸然到访表示歉意。就在我想离开的时候，福尔摩斯一把将我拉进了房间里，并随手关上了门。
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华生，你来得真是时候。”
“恐怕你正在忙着吧。”
“是呀，我确实非常忙。”
“那我去隔壁房间等一会儿。”
“不用了。威尔逊先生，这位华生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和助手，他协助我成功地破获了许多案件。毫无疑问，在办理你这件案子时，他一样会最大限度地帮助到我。”
这位矮胖的老先生半站起来，向我点了点头以示致意，从他那被厚重眼皮遮盖住的小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丝怀疑的目光。
“你坐在椅子上吧。”福尔摩斯说着又重新坐进他的扶手椅里，两手指尖并拢着。这是他沉思时的习惯。“亲爱的华生，我了解你。咱们两个都一样，对生活中那些平平常常、单调乏味的老一套毫无兴趣，而只钟情于那些离奇少见的东西。你是如此满怀激情地把那些东西一一记录下来，足见你对它们的兴趣之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说，你的这种做法是为我那微不足道的冒险生涯增光添彩。”
我回答道：“我确实对你办理的那些案件有很大的兴趣。”
“你肯定还记得那天我们在讨论关于玛丽·萨瑟兰小姐那个简单的问题时，我说过的那段话：为了获得新鲜奇妙的效果和异常默契的配合，我们一定要深入生活，因为生活本身比任何无边的想象都更富有冒险性。”
“恕我冒昧，我倒是对你这个说法表示怀疑。”
“是吗，华生？不过你还是要认同我的看法。否则，我会列举一连串的事实来推翻你的道理，然后你就不得不承认我才是对的。不过现在还是闲言少叙，这位是杰贝斯·威尔逊先生，他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并且对我讲了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过的最不寻常的故事。我曾经说过，最离奇、最特别的事物往往是和较小的罪行有关，而非较大的罪行，而且有时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罪行发生。以我目前听到的情况来说，我还无法判断眼前这个案件是不是和犯罪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听过的最离奇的事件经过了。威尔逊先生，麻烦请你从头讲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不光是因为我的朋友没有听到之前的那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件事非常奇特，所以我十分想从你这里了解到所有尽可能详尽的细节。通常说来，当我听到一些可以推动事件发展的情节时，总是能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几千个案件来帮助自己判断。但这一次，我必须承认，这件事很不一般。”
这位又矮又胖的威尔逊先生有点骄傲地挺起胸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破旧的、皱巴巴的报纸放在膝盖上，伸长脖子查看着广告专栏。这时我仔细地观察着他，希望学习我朋友的方法，从他的穿衣打扮上看出点名堂来。
可是我却没什么收获。从外表看起来，他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英国商人，臃肿肥胖、举止夸张、行动迟缓。他穿着一条松垮的灰色格子裤，一件没有系扣子的、看上去有点脏的燕尾服，露出里面的浅咖啡色背心，背心上还系着一条埃尔波特式粗铜链，链上坠有一块中间有一个方形窟窿、来回晃动着的金属片当装饰。旁边的坐椅上，还放着一顶磨破了料子的礼帽和一件旧得褪色的褐色大衣，大衣领子都被压出了皱褶。总的来说，除了那一头鲜艳的红色头发和一脸恼怒、不满的神情之外，这位客人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福尔摩斯很敏锐地注意到我在做什么。当他看到我似乎有疑问时，就笑着摇摇头。“他曾有一段时间干过体力活，爱吸鼻烟，还是个共济会的会员，去过中国，最近写了很多东西。除了这些一眼就能看到的情况外，我也没发现别的。”
杰贝斯·威尔逊先生听到这些话以后突然坐直了身子，虽然他的手还在报纸上，但眼睛却紧盯着福尔摩斯。
“我的上帝！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这么清楚我的那些事？”他问道，“你居然知道我曾经干过体力活？千真万确，我以前在船上做过木匠。”
“亲爱的威尔逊先生，看看你的双手吧，右手明显大于左手，这是因为你用右手干过重活，所以这只手的肌肉远比另一只手发达。”
“哦，那你又是怎么看出来我爱吸鼻烟并且加入了共济会的呢？”
“我如果告诉你的话就显得看低你的理解力了，更何况你竟然不顾你们社团的严格团规，带着弓字形的指南针样式的别针。”
“噢，原来是这样，我确实把这个给忘了。那么写作呢？”
“还有什么更显而易见的吗？你右手袖子上有长约五寸的地方闪闪发亮，而左手袖口经常与桌面摩擦的部位打了个整齐的补丁。”
“那中国呢？”
“你右手腕上那个鱼形文身只可能是在中国纹的。我对刺青有过一些研究，也写过此类题材的论文。可以细致地用粉红色给大小不一的鱼鳞着色这种技术，是中国独有的。另外，你的铜链上还坠有一枚中国硬币，那不是更加明显了吗？”
威尔逊先生大笑起来。他说：“啊，我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啊！我开始还以为你有多神通广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