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们在一片肃静中就座，陪审员也纷纷坐下；众人瞩目，甚至可以说众望所归的德·维尔福先生，也在高背扶手椅上落座，以平静的目光环视四周。
每个人都惊异地望着这张严肃而冷峻的脸，从这张毫无表情的脸上似乎根本看不出半点做父亲的悲痛，大家带着一种恐怖的感觉，望着这个全然不为人类感情所动的人。
“宪兵！”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句话，听众席上的气氛更活跃了，所有的月光都盯在贝尼代托将要进来的那扇门上。
门开了，被告随即出现了。
在场的人都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脸上没有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
他的两只手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着帽子，一只手放在背心的开口处，手指没有丝毫的抖动，他的目光平静，甚至是明亮的。走进法庭以后，目光在法官和陪审人员扫过，然后让他的目光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
安德烈的旁边坐着他的律师，因为安德烈自己并未请律师，他的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无须为此请律师。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要比被告激动一百倍。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大家都知道，这份起诉书就是那铁面无私的刀笔先生维尔福亲手起草的。
起诉书很长，长得让每一个人如何重负。在那个时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安德烈的身上，安德烈以斯帕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漠视着众人的注意。
维尔福的话比任何时候都简洁雄辩。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经历，他的变化，从童年起他所犯的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竭尽心力才写出来的。
单凭这一份起诉书不用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代托已经完蛋了，根本用不着等到法律对他的判决。
安德烈听着维尔福起诉书中接连提出来的罪名。维尔福先生不时地看他一眼，无疑他在向犯人实施他惯用的心理攻势，但他虽然不时地逼视那被告，却始终都没能使他低头，起诉书终于读完了。
“被告，”审判长说，“您的姓名？”
安德烈站起来。
“请原谅，审判长先生，”他以一种音色纯正的嗓音说道，“依我看，您所要采用的提问程序我是无法遵命的。我要求您就平时的提问程序稍加变通，而且下面我就会证实我的要求确是事出有因的。所以，我请求能允许我按另一种顺序来回答问题；我仍然会对全部问题都给予回答的。”
审判长惊奇地看了看陪审官，陪审官则去看检察官。整个法庭因为惊奇而鸦雀无声，但安德烈依旧不动声色。
“您的年龄？”审判长说，“这个问题您肯回答吗？”
“对这个问题，我将作出回答，对所有其他的问题，我也都将一一作出回答，审判长先生，但要按一定的顺序。”
“您的年龄？”审判长重复那个问题。
“我二十一岁，说得确切一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忙于记录，听到这个日期，抬起头来。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审判长继续问。
“在巴黎附近的阿都尔。”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望着贝尼代托，像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上变得毫无血色。贝尼代托，则用上好的细麻布手帕潇洒地抹一抹他的嘴唇。
“您的职业？”
“最初我制造假币，”安德烈平静地答道，“然后又偷东西，最近我杀了人。”
一阵低语声，或者说一阵愤慨惊诧的声浪，从整个大厅席卷而过：法官们惊愕地面面相觑，陪审员们没想到一个体体面面的人竟然会这么厚颜无耻，都露出非常厌恶的神情。
维尔福先生用手按住额头，他的额头最初发白，然后转红，以至于最后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起来，神情恍惚地四周环顾，他想透一透气。
“您丢什么东西了吗，检察官先生？”
贝尼代托带着他和蔼可亲的微笑问。维尔福先生并不回答，跌倒在椅子里。
“被告，现在您愿意说出您的姓名了吗？”审判长问，“鉴于您在列举自己的罪行时那种肆无忌惮的装腔作势，还有您在作所谓的交代时那种得意扬扬的神态，法庭必将以人类道德庄严的名义对您从严惩处。您之所以不肯先说出您的名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您是想靠前面的一串头衔使这个名字听上去响亮些吧。”
“真妙，审判长先生，我的心思您全看透了”，贝尼代托用尽量柔和的声音和最礼貌的态度说。“这的确就是我要求您把审问程序改变一下的原因。”
人们的惊愕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被告的态度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情绪激动的人们预感到必然会从黑暗深处爆发雷声。
“嗯！”审判长说，“您的姓名？”
“我没法告诉您我的名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诉您。”
一阵痛苦的晕眩使维尔福看不见东西。大滴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他颤抖的手抓住稿纸，“那么，说出您父亲的名字来。”审判长说。
偌大的法庭里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