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这也与战争的规模有关系。规模小。花钱也就少。规模若是大了。可能内政方面的许多改革多半会停滞不前。
故而，这件事如何决断，不同的人注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至于动机和理由绝对不是那么纯正，考虑国家之前，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这也很好的迎合了一部分有“恐夏症”的官员，故而支持者着实不少。
皇帝赵顼很是无奈！
他的为难之处正在这里，他是有雄心壮志的，按照最初热血上头的愤怒。他是很想出兵开战的。可是转念一想，不免又有许多的顾虑，此一战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这是自己登基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若是战败必须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于以后的军事谋划，大臣与战士们，甚至包括自己的信心都是大有影响。所以赵顼不得不慎重，说实话，他现在当真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最初的想法是隐忍，等过几年继续实力之后。然后再好好的教训西夏。寄予厚望的便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可目前为止。变法的成效着实说不上。不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赵顼倒并未因此失去信心。
此番有所顾虑也正是因此，他不想因为开战将变法终止，或者是因此产生什么不良影响。眼下，对他而言，变法才是第一要务。
可是西夏的动作的确有些太过分了，按兵不动？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呢？对于自己的颜面和威望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仁宗一朝，向来是以和平著称的，很多时候都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除了庆历年间，范仲淹和狄青在西北有些动作之外，相对来说都是息事宁人。
如此虽然天下太平，可一直无所作为，在对外方面难免为人所诟病。说实话，赵顼有些看不上爷爷的作为。
他希望效仿的是太祖太宗这样大有为的君主，甚至超越他们。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时候，他便让王安石评价唐太宗。由此可见，李世民是赵顼的偶像，一个有宏图大志般的君王岂能承受这等屈辱？
也许，有人说唐太宗也有汴桥之耻，可以发愤图强，一雪前耻。
可是赵顼的处境不一样，他们父子是过继过来的，是以宗室子弟的身份继位的。若是不能超越前朝的仁宗皇帝，会让人看不起的，地位和颜面都会大受影响。
仁宗皇帝去世尚不足十年，英宗在位短短四年毫无建树。故而所有的压力全都在赵顼身上，他有种急于求成的想法，故而在任何事情都不敢松懈。
西夏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压力也是机会。一方面可能是变法因此受影响，一方面是关系到自己的权威与尊严，当真难以权衡。
结果听了半天的大臣意见，还是个左右为难。
此刻赵顼满脑子都是西夏这件事，故而并未注意到，朝堂上已经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十分明显的局面。党争时代，已经悄然来临，逐渐开启，可是赵顼根本没有察觉。也没有注意到这会带给大宋朝什么？故而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当然了，虽然是如此，也有一些中立的官员。有些人是为了中立而中立，不想搀和其中，明哲保身。有的则是地位超然，根本不需要明确的站队。
赵顼暗叹一声，看着下面的争论不休的臣子。如此争执下去，何时才能有结果？
底下的官员各执一词，可是几位宰相和重量级臣子都没有说话。
“曾公亮，你以为如何？”
集贤殿大学生曾公亮可是当朝首相，他的意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营救林昭之后，曾相公的声势更胜往昔，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也不再像是之前那样的平庸低调，可是插手一些事情。
满朝文武都明显察觉到曾相公的复出，以前的他大都是在王安石的阴影之下，而今他则是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首相。
其实曾公亮最开始是偏向王安石这一边的，韩维最初向赵顼推荐王安石的时候，当时的参知政事吴奎出言批评王安石。曾公亮则比较客观的维护，在以后的事情上也对王安石多有支持。
尤其是变法开始之后，新法没有条文。反对者都很多。曾公亮往往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来表示支持。以至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十宗罪的时候。还提及宰相之中只有曾公亮支持。
那段时间，曾相公俨然是王安石的伙伴，支持者。可是时间长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曾相公的心态和想法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最直接的便是对新法的失望，和苏辙、陈升之一样，对变法的认识和态度都有了转变。已经三年了，新法有什么成效？反倒是将大宋朝弄的乌烟瘴气，很多地方更加的混乱不堪。情况也更加的糟糕。
作为首相，曾公亮对全国的情况更为了解。他没有王安石的那种执拗，故而看事情更为全面。尤其是林昭上书提及青苗法的弊端，曾公亮更为大为触动。林昭当时是地方官，青苗法的具体推行状况自然最清楚不过，再者，他是王安石的亲信，连他都觉得有不对，事实可见一斑。从那时起，曾公亮开始动摇。态度开始转变，只是劝阻有用吗？
曾相公只能报之以无奈的微笑。要是有用，文彦博和司马光还用得着被迫离开你汴京吗？即便自己是首相，又有什么用呢？只是出陈升之那般退缩也不是办法，必须要做点什么，从熙宁三年开始曾相公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