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雪片一般上报来的各种灾害和混乱，让刘虞应接不暇，愁眉不展。
并州方向报告，全州大旱，河水断流，人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