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因为事实上，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铜等种种珍宝，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会出现锈蚀、风化、氧化等问题。
汉末三国时代，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按照老曹的办事风格，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
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其实应该是黄铜，而不是真正的金子。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
这种说法看似证据充足，但实际上一样不靠谱。因为，如果说汉代的黄金，就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估计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愚蠢，再说了，从战国文献上的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汉代设有“铜官”，铜香炉上也刻有“铜”字，说明已有专门的文字指代铜，而“黄金”不可能是指铜，否则 “金”、和“铜”都可以指铜，而“金”又可以同时指黄金和铜，这样混乱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在文字已经十分的大汉朝呢？
当时汉朝与葱岭以西的世界交通已经十分广泛，《西域传》中记述的见闻就有罗马等国“以金银为钱”，而汉代礼制中所谓的金缕玉衣与考古事实完全吻合，就是采用了黄金丝线来缝制嵌合玉片，而不是用黄铜丝。这些证据说明当时的语言体系中所认识的“黄金”与后世对黄金的认识是相同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汉代曾有过很多的黄金，那么这些黄金究竟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汉代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和不断出土的黄金又是怎么回事？
刘和问徐岳：“以如今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能否支持钱行的前期使用？”
徐岳和夏侯兰同时摇头，脸上挂着无奈之色。徐岳回答说：“按照我们估算出来的北方数州对钱币的需求总量，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总量恐怕还达不到两成。如果此时将这些金属制造成优质钱币投放于市场，允许民众在钱庄之间进行自由兑换，只怕不出两月，这些钱币都会被民众藏进家中，市面上将无钱可用。闹起钱荒！”
贵金属作为货币，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真实的价值，所以按照中国老百姓喜欢存钱的习惯，一旦将粮食、布匹等商品售出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地换成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