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鑫犹豫了一下才继续说：“我是离开过刘副监区，不过就一小会儿，而且他那时还醉的厉害。”
“你为什么离开？离开了多久？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你？”因为手帕的证据过于明显了，所以我反而对刘正山的怀疑减轻了许多，确实没谁拿自己私人物品去作案的，除非他当时已经喝的神志不清了。
如果想快速结案把事情往刘正山身上一推就可以了，但我是个喜欢寻根探底的人。
方鑫略思索了会儿回答：“吃过午饭后徐副指导让我过去商量一下业务上的事，之后我们谈了大概十多分钟吧。我又回到了办公室，再接着就有看守上来登记名字守住门不给出去了。”
这是一段对刘正山很不利的证词，刚好在包铎坠楼的那段时间，徐清风有了不在场证明，而他没有。
“你的脚是什么时候被钉子戳破的？”我转头问徐清风。这人敢让我去验血，自然证明了我从天台那钉子上的血不是他的。事情凑巧的蹊跷。
徐清风懒洋洋地说：“就在中午吧，昨碗没睡好，我午饭都没吃脱了鞋子就午睡了一会儿，这时迷迷糊糊的我想起下午还有事没办，就准备去找老方谈一谈，结果一穿鞋子就被扎了。也是倒霉，不知道怎么的我办公桌下面多了一枚钉子。我说你有完没完了？不行就等真正的警察来。这都证据确凿了你还问东问西的。”
这时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刘正山，他本人虽然一再愤怒的辩解，可在场没有人相信他，甚至连一直信任他的陈国辉都开始动摇了，包铎的儿子更是气愤的要去揍他，是被孙想和两个武警死死抱下的。
“别装孝子贤孙了，你当时在干嘛？就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我瞪着包振兴，一个父亲都气的要脱离关系的忤逆子，现在装这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谁看呢？
包振兴举起手指激动地说：“你别想诬赖我，谁都可能杀我爸，我绝不可能。那可是亲爸，我再混账也不能干这种事啊，我发誓！而且我一中午都在房间看电视呢，海峡两岸。你肯定要说我没在场证明是吧，其实就我爸出事前我办公室还有人呢，贺秋明带着一个犯人来换牢房找我签字。不信你问老贺。”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又多了一个穿着狱警制服的中年人和一个囚服的年轻人。
那有着层层抬头纹的显然就是贺秋明了，他连忙说道：“是啊，这犯人小张前几天找我说过换牢房的事，我这中午正吃饭呢他就来了，于是我就去找包队长签字了。”
案发当时仍在这栋办公楼三楼以上的有，副监区长刘正山，副指导员方鑫，政委陈国辉，副指导员徐清风，死者的儿子包振兴，副政委鲁明，狱警贺秋明，犯人老张。一共八个人。
现在除了刘正山，其他人都有可以互相印证的不在场证明。当然也可能是其中有人串通起来互相做了伪证。
“陈政委你中间那段时间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吗？”我又重新将注意力回到这个曾经撒过慌，又明确表示要杀包铎的政委。也许真是他做的案子，所以他很痛快的打电话给监狱长帮助我获得调查权，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一切证据都会指向刘正山。
因爱生恨，得不到就毁掉本就是作案的常见动机之一，嫁祸给刘正山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心理，他杀死包铎的原因也可能是死者无力偿还他的几十万债务，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一直强调金钱，和在监狱工作赚钱不容易。可见他把钱看的很重。
陈国辉皱着眉解释：“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上楼的时候看见了刘正山跟包铎两人争吵我就下楼了，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再上楼就没人了。这段时间我在打电话给车管所，我的车前不久出了车祸，大概通话时间能有十多分钟吧。我总不能一边跟车管所的人通话一边作案吧。”
“什么车祸？”
“撞着人了，挺严重的。最近我也焦头烂额的。”他叹了口气。
撞人肯定要赔偿，找死者要他还钱，他还不出杀人泄愤也是情理之中。只是这不在场证明挺难推翻的，一边打电话一边作案难度确实挺大。
“我真是冤枉的啊。”刘正山沮丧地说，此刻他的酒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孙想你跟我分头去在场所有人的办公室找找证据，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我相信不是凶手肯定会允许我们去找东西。其他人就等在这办公室。”我先占住了道德制高点，迫使他们答应我们的搜查。
可惜徐清风并不买账：“你们两个囚犯是不是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别说是你们了，就是真正的警察来了，没有搜查令我也不肯他们搜我东西！”
“就是，从来没听过犯人搜警察办公室的！”包振兴也附和。
陈国辉为难的看看我，又看看他们。显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要不你再打个电话给监狱长？或者我挂个电话给成局长？你们既然都不是真凶怕什么？难道心虚了？”我其实心里也没底，事已至此只能硬挺着。
“要不就给他们搜一搜吧。反正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陈国辉像个和事佬一样哀求着看向徐清风。
“瞧你架势以前也是警察吧，现成的嫌疑人你不抓，你要去我们办公室乱翻。难怪的要坐牢了。好好好，就让你死心也好，随便搜，找不着东西我要你好看！”刺头徐清风意外的松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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