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村的渠道修复工程全面上马，全村男女老少，嘻嘻呵呵一起往渠道上涌。
这么热闹的场景已经多年不见，齐烈感慨地看着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不禁有些佩服起村长陌然来。
过去村里有义务工制度，家里没人出义务工的，可以折算成钱交上来。即便如此，尚且稀稀拉拉没人响应村里号召，村里想弄个人海战术，根本无法动员村民。
陌然采用了按组分段的方式，把过去的规矩一概废除。每段明码标价，各组主动竞价。村里统一标准，只要合符规定，放下手里工具就可以领钱。
乡下的人干活，有一条墨守成规的规矩，迟得不如早得，早得不如现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任何许诺，都当不得现成能到手。
乌有村渠道年年收，村里年年要求出义务工，工钱先是许诺，到后来干脆连许诺都懒得说了。村民的热情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再想叫人出个义务工，简直比要个人去死还难。
灌区确实每年都要拨钱下来维修渠道，可这笔钱到了县里，先被县里以各种名义拿去了一半，再转到镇里，镇里也是不吃素的，再拿去一大半，剩下的几个散碎银子，根本没法付工钱。
齐烈刚当书记时，每年还老老实实把钱分到各组去。各组觉得钱少，与他闹，他一气之下，干脆一分钱也不给了。问起来就说上头没拨钱下来，村里拿不出钱。大家愿意修就去修，不去修，到时天干没水灌溉，谁也不能说村里没组织大家。
这样一来，修渠道的事，就像羊拉屎一样，有时候修一点，有时干脆几年不动一铲。到了现在，一条本来顺畅的渠道，成了千疮百孔的怪物。灌区一放水下来，整条渠道到处漏水。
年前选村长时，齐烈一心要把齐猛推上去。他想要在乌有村真正做到说一不二，就必须把村长这个位子抢到手。
乌有村千百年来，一直就是齐家和李家两分天下。正应了一句古话，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至于其他姓的村民，在乌有村根本兴不起风，作不了浪。
乌有村三千多村民，在子虚镇是数一数二的大村。村民多，却被齐姓和李姓占了一大半。真要论起人数，李家还稍胜一筹。但齐家有个先天优势，从解放初到现在，乌有村的村支书一职，基本都是齐家人担任。
这里就要回到解放前说事，乌有村的历史很悠久，过去的地主和富户，都是李家人。齐家从建村开始，就一直给李家做佃农。
本来李家与齐家关系处得不错，作为东家的李家，从来没把齐家当下人看。齐家除了没有土地，其他能享受的东西，李家从来都不干涉。而且到了后来，两家还通了婚。这对于一辈子做佃农的齐家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风水这东西，百年一转。土改时，齐家翻身做了主人，李家却被踩到了脚底下。阶级斗争这东西，总要有个敌人才能表现出革命性。李家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任由齐家翻箱倒柜，一脚踹翻往死里斗。
比如李正义的爷爷，就是被齐家一梭镖捅死在河岸边。
李家人到现在，翻古说起前事，还一直耿耿于怀。
老东家李家，读书人多，不像齐家，几辈子没几个人识字。李家出过不少秀才，还有人中过举。过去李家的祠堂里，还挂着先皇御赐的金匾。李家有祠堂，而且恢弘阔绰。齐家没祠堂，只有一座土地庙般大小的家庙。
李家祠堂被齐家在破四旧的时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齐家的家庙也在一夜间被齐家人刨了个底朝天。
革命时期，齐家人处处占上风。倘若不是李家还有人在外革命，且有一定官职的人过问，乌有村的李家人，会被齐家一点一点全部吞掉。
最典型的的时期就是“香江风雷”暴动，革命干部要求每个村里都要揪出来一定数量的反革命。这对乌有村来说，是太简单不过的事。过去李家人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富农，此时不拿下来，更待何时？
于是齐家人一合计，悄悄报告给驻村干部，半夜行动，让齐家青壮年都拿了鸟铳梭镖，围了几家影响大的地主家，男女老少一把抓了，押在河岸边，枪打梭镖刺，死了的一脚踢倒河里，随河流而下。没死的挖一大坑，活埋！
此次行动，李家彻底失去了话语权。能活着已经是万幸，谁还敢奢望当家做主？由此以来，乌有村的天下就成了齐家人的天下了。
只是近十几年来，政策似乎又变了。谁有话语权，不是靠革命性了，而是看谁手里钱多。李家是瘦死的骆驼，永远比齐家这匹瘦马大。谁敢保证，当年的李家没悄悄把家财埋起来？齐家确实后悔过，当初没赶尽杀绝，到了金钱说话的年代，李家人又开始登上了乌有村的政治舞台。
李家上台，对齐家来说是大忌。谁敢保证李家不秋后算账？只有把敌人永远踩在脚底，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齐烈在做了村支书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有生之年，绝对不能大权旁落。
他非常清楚，手里大权丢掉的一天，也就是他走上陌路的一天。
这样就出现了村长李大有半夜敲军属房门，被抓了个现行的桥段。
赶下去李家人，齐烈觉得危险一步步远去。只要不是李家人做村长，放眼乌有村，谁家上来一个村长，不都是他齐烈手里的一个蛋？
当然，齐猛能做村长是最好不过的结局。只要齐猛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