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我的桌子上有一封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乔治·罗纳先生的信。几年来他在维也纳从事律师工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回到瑞典。此时，他身无分文，急需要找一份工作。他能说、写好几种语言，所以想找一个进出口公司，担任文书工作。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目前还不需要这种服务，但他们会保留他的资料，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回信给罗纳说：“你对我们公司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你实在是很愚蠢。我一点都不需要文书。即使我真的需要，也不会雇用你，你连瑞典的文字都写不好，而且你的信错误百出。”
当罗纳接到这封信时，气得暴跳如雷。这个瑞典人居然敢说他不懂瑞典语言！他自己呢？他的回信才是错误百出呢！于是，罗纳写了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而当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后，对自己说：“等等，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对的呢？我学过瑞典文，但它并非是我的母语。也许我犯了错，而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再加强学习，才能找到工作。这个人可能还帮了我一个忙，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表达的也很糟糕，这倒不能抵消我欠他的人情。我决定写一封信感谢他。”
罗纳把他写好的信揉掉，另外又写了一封：“你根本不需要文书员，还不厌其烦地回信给我，真的是太好了。我对贵公司判断错误，实在很抱歉。我写那封信是因为在我查询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你是这一行的领袖。我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错误，我很抱歉也觉得很惭愧。我会更加努力学好瑞典文，以便减少错误。我要谢谢你帮助我成长。”
几天后，罗纳又收到回信，对方请他去办公室见面。罗纳如约前往，而且得到了工作。罗纳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以柔和驱退愤怒。
我们可能不会神圣到去爱敌人，但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与快乐，最好能原谅他们并忘记他们，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我有一次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他父亲是否曾怀恨任何人。他回答：“没有，我父亲从不浪费一分钟去想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不会生气的人才是智者。”
前纽约市市长威廉·盖伦就以此作为他从政的原则。他曾遭到枪击，险些致命。当他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的时候，他还说：“每晚睡前，我必原谅所有的人与事。”
听起来太理想化，太天真了吧？
那么，我们再听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吧。他在《悲观论》中把生命比喻成痛苦的旅程，然而在绝望的深渊中仍说：“如果可能，任何人都不应心怀仇恨。”
我有一次请教巴洛克，他曾任美国六任总统的顾问。我问他，他遭受政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困扰？
“没有任何人能侮辱我或困扰我，”他回答说，”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侮辱我们或困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允许。
棍棒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语言却休想动我分毫。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总是景仰那些不怀恨仇敌的人。
我常到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公园，欣赏美洲西部最壮丽的山景，这座山是为了纪念英国护士爱迪丝·卡韦尔于1915年10月12日在德军阵营中殉难而命名的。
她的罪名是什么？
她在比利时家中收留照顾一些受伤的法军与英军，并协助他们逃往荷兰。在她即将行刑的那天早上，军中的英国牧师到她被监禁的布鲁塞尔军营中看她，卡韦尔喃喃说道：“我现在才明白，光有爱国情操是不够的，我不应该对任何人怀恨或怨愤。”4年后，她的遗体被送往英国，人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举办了一场悼念仪式。我曾在伦敦住过一年，常到卡韦尔的雕像前，读着她不朽的话语：“我现在才明白，光有爱国情操是不够的，我不应该对任何人怀恨或怨愤。”
要想真正宽恕并忘却我们的敌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诉诸比我们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忘记一切事，当然侮辱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让我再举个例子。
1918年，密西西比州有一位黑人教师兼传教士琼斯即将被处以死刑。几年前我拜访了琼斯亲手创办的学校，并对学生作过演说。现在它已成为一所全国有名的学校，但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很早以前的事。当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的谣言说，德军将策动黑人叛变。琼斯被控策动叛乱，并将被处以死刑。一群白人在教堂外听到琼斯在教堂内说道：“生命是一场战斗，黑人们应拿起武器，为争取生存与成功而战。”
“战斗！”“武器！”
够了！这些激动的白人青年冲进教堂，用绳索套上琼斯，把他拖了一英里远，推上了绞刑台，燃起木柴，准备绞死他，同时也准备烧死他。
有人道：“叫他说话！说话！说呀！”
于是，琼斯站在绞刑台上，脖子上套着绳索，开始谈他的人生与理想。
他是1907年毕业于爱达荷大学。他谈到自己的个性、学位，以及令他在教职员中受人欢迎的音乐才能。毕业的时候，有人请他加入旅馆业，也有人愿出钱资助他接受音乐教育，但都被他拒绝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热衷于一个理想。他受到布克·华盛顿的故事的影响，立志去教育他贫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