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很准时，按部就班，首先是奋进集团董事长周怀南汇报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贸委主任郭杰龙接着发言，再就是分管的县委常委、常务县长钱一兵发言。
我把我自己的对话和几个人的发言作了归纳：“说来说去，就是七个问题。一是公司主体业务已名存实亡，出路何在？二是下岗职工要上岗、要工资、要生活困难补助，如何解决？三是公司出租的门面缺乏透明度，怎样消除职工的疑虑？四是职工要求清查公司的帐务，并张榜公布。五是公司已停产，还保留那么多与县里各部门对口的科室有无必要？六是全国各地欠公司13.8亿货款，公司欠各地业务单位8.3亿货款怎么办？七是欠银行贷款7.5亿元，银行将政府作为第二被告，怎么办？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七个问题商量怎么办，并且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不做一个决定是绝对不能散会的，即便散了会，我们也走不出这栋大楼。因为，下岗职工已将办公大楼团团围住，将所有出口统统堵住了。大家就畅所欲言吧。”
我之所以把这几大家的领导全部请来，除了需要集中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好些人的亲戚和朋友都以较低的价格租了公司的门面，还有的低租金搞到门面，再转手高价租出去，吃差价。与其幕后鼓捣，不如光明正大地请他们一起来商量。
几个小时，就在大家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过去，但还是没有一个头绪。会开得很沉闷、很压抑。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送来了盒饭，吃饭时，大楼内外喧闹起来。下岗职工堵住各个出口，坚决不让下班机关干部离开大楼，一些想急着出去的机关干部同职工吵了起来。政府办主任进入会场，向马县长请示怎么办？马县长问我怎么办？我平静地说：“通知机关事务局给走不出去的机关干部准备晚餐，不要让县机关干部与下岗职工发生冲突。我们继续开会，争取早点结束，和机关干部一起出去。”
吃罢晚饭，又七说八说的，时间已过晚上十点了。
我说：“大家明天都有明天的事，大楼内机关干部，大楼外下岗职工都在骂我们，我们能不能快刀斩乱麻，抓紧时间拟定几条意见。”
大家都同意，我便对马县长说：“马县长，您是我们县的老领导，经验丰富，德高望重。您有什么高招？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搞？省得我们这些人和机关干部、下岗职工，陪着一起熬夜。”
马县长说：“这企业走到这一步，是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我心痛啊！我们想尽了种种办法，但就是回天无术，难啊！我们没有空置那么多岗位，下岗职工再就业有难度。生活困难方面，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比如通过民政这条线从上面要一点啊，从门面出租收入中挤出一点啊等等。至于出租门面的透明度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公布公司的帐务嘛，过去公司业务往来较多，帐有些乱，既然职工有要求，整理一下，公布也未尝不可。是否保留与县里各部门的对口科室，我看能保留就保留，不能保留就不保留。业务往来单位欠公司13亿多元，大都是陈年老帐，我估计要回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试一试。公司欠业务往来单位8亿多元，我们实在没能力偿还。欠银行的7亿多元，改革嘛，改革的负担和成本最后转嫁到银行头上，是我们国家的特色，看样子，银行只有做冤大头了。”
我笑着对马县长说：“马县长，如果把您说的马上告诉围住大楼的下岗职工，他们能满意吗？他们能放我们出去吗？”
马县长一时语塞。我估计，马县长在“踢球”，他是要看我出什么“招”。
“同志们。”我满怀深情地说：“外面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有的是夫妻，有的三代都在公司干活，一下岗就失去全部生活来源，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们不是要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我们不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为什么不为他们多想一点？为他们多做一点呢？请大家拿出勇气、拿出智慧、掏出心窝，真诚地说几句吧。”
又开始讨论，时间已过了十二点，有些与会者打起了呵欠。围住大楼的下岗职工和大楼内出不去的机关干部都喧闹起来，骂街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会场。
县人大主任孙凌云终于忍不住了，打了个呵欠说：“常书记，你有什么招就说出来吧，行我们就照办。”
孙凌云虽说不是县委常委，但他是月光县的“老革命”，从村民小组长到村团支书、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支书，再到副乡长、常务副乡长、乡长、乡常委书记；到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长，最后停留在人大主任任上，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每步台阶都重用、提拔了一批干部，重用提拔的干部对他感恩戴德，追随他的人很多，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的人物，马虎不得。
大家都符合孙凌云主任的话，要我说。
这正是我盼望的时间（过夜晚十二点），盼望的时机（楼外下岗职工、楼内机关干部喧闹，会场众人要我拿主意），我“惊世骇俗”的主意迫切需要这样的时间和时机。我不能让人认为是我要这样的，而是要让人感到环境所迫不能不这样做，如果这被看成是我的主意，我刚来就会“得罪”一大批“权贵”，这是我力求要避免的。
我稳住神，决心卖最后一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