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有一辆类似的车在邻县最后一个视频监控点消失，就要求邻县公安局派人去查一下，看那辆车究竟到了哪？”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姚年说。
“这应该有线索了吧？”我问
“邻县公安局查了以后报告说，他们已经接到过派出所的报告了。村民报告，有一辆车在河边着火了，还打电话报了警。派出所和消防车赶到河边时，这辆车已烧成了一堆骨架。进过消防大队鉴定，这辆车是有人故意烧的。”姚局长说。
“怎么烧的呢？”我问。
“有人浇了汽油，蓄意焚烧了这辆车。经过我们对这辆车骨架的判断，这辆车就是与矿老板他们乘坐的车类似的面包车。”姚局长说。
“由于现场救火的人和围观的人众多，现场的痕迹全部被破坏，我们从现场找不到一丁点对我们有用的线索。”姚局长说。
“那怎么办啊？”我问。
“我们的初步判断是，矿老板有可能坐着这辆车到了河边。烧毁了车辆后，直接坐着河里接应的船到了对岸。”姚局长说。
“我们在河对岸进行了详细的搜索，一无所获。又找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询问，也是一无所获。”姚局长说。
“这么说，线索断了？”我问。
“对，断了。”
“那怎么办啊？”我问。
“我们把重点线索集中在秦建明身上，我们找到了易腊梅，问秦建明跟家里联系过没有？易腊梅说没有。问秦建明托人带话了没有？易腊梅也说没有。易腊梅虽然是秦建明的老婆，但她对秦建明的情况，尤其是社会关系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姚局长说。
“大数据系统在海量的人员信息中，找到了秦建明，发现秦建明出现在一个巷子口，巷子口正好有监控录像，秦建明的行踪就被录了下来。”姚局长说。
“我们的人找到巷子口，拿着秦建明的照片，一一询问附近的人，有谁见过秦建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说见过秦建明，秦建明还借他的手机打过电话。我们的人问说了什么？小店老板说，他当时在买东西，没有注意听。”姚局长说。
“我们的人请小店老板把手机翻一下，看看是谁打的电话。小店老板说，秦建明给了他2000元钱，把他的手机拿走了。”姚局长说。
“那个秦建明，还有点反侦察能力啊。”我说。
“是啊，别看秦建明是矿工出生，为人精明着呢。”
“那怎么办呢？”我问。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们，我们的人问小店老板，记不记得自己的手机号，他说记得，我们的人记下了手机号后，在电信局的支持下，拿到了通话记录。”姚局长说。
“通话记录显示，秦建明在视频录像出现前后的时间段，就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分析，秦建明在打了一个电话后，把手机扔了。为了防止手机被找到，他有可能扔到河里，或者砸坏后，扔到悬崖下面去了。”姚局长说。
“我们就开始查找秦建明拨打的那个电话，可那个电话的注册信息全是假的，那个电话只用过一次，就是接秦建明的电话，就再也没有用过。电话一直是处在关机状态。”姚局长说。
“这么说，线索又断了？”
“是啊，的确断了。”姚局长说。
“现在不都是实名登记吗？怎么还有假的信息呢？”我问。
“不法之徒总可以找到漏洞，要么是人的漏洞，要么是制度的漏洞，这一点也不奇怪。”姚局长说。
“我们再发现秦建明的线索，是秦建明出现在明镜湖的入口处，由于大数据发现秦建明，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再下达指令有一个时间差，等我们的人赶到明镜湖时，怎么也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长说。
“他还跟你们玩套路了。”我说。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不管他怎么玩套路，我们总可以找到他。”姚局长说。
“这应该是必然的啊。”我说。
“有一次，我们还差一点就抓住秦建明了。”姚局长说。
“具体怎么回事？”我问。
“也是得力于大数据，我们在商场发现了秦建明，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出现在四楼，我就在大数据中心直接指挥附近的警力立即采取行动。”姚局长说。
“由于商场的摄像头不是完全全覆盖，也有死角，秦建明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在秦建明消失了几分钟，没有出现后。我冒着商场人多，容易引起骚乱的危险，立即下达了关闭商场所有出口的指令。”姚局长说。
“为了避免引起骚乱，避免秦建明借机出逃。我们通过广播不断地广播消防演习的通知，请顾客们不要惊慌。等我们扎紧了包围圈，挨个检查，一个个放顾客出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长说。
“我们检查了商场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就是找不到秦建明。”姚局长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我们的口袋还没扎紧时，秦建明先出去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秦建明得到了某些人的协助。”
“某些人的协助？”
“对，我不是以前跟你说过吗？我们可能对付的是一群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侦查和反侦察能力的、高智商的、有活动能量的犯罪分子。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或许，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对我们却一清二楚。”姚局长说。
“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