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得出结论说，从我们月光县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我们才决定让克思曼先生做，跟克思曼先生正式签订协议。”月光县经贸委主任郭杰龙说。
“说的好。”我说。
“局长问我们，得罪了卢市长怎么办？”郭主任说。
“你是怎么说的呢？”我问。
“我没有多说什么，就说由您亲自跟卢市长负荆请罪。”郭主任说。
“局长反复嘱咐我们，一定要跟卢市长解释清楚，求得卢市长的谅解、理解。否则，项目在落地过程中，会带来一系列麻烦，有可能使项目夭折。到最后，月光县利益最大化就变成了利益最小化，利益没有化，利益损失化，损失扩大化。”郭主任说。
“局长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我说。
“是啊。卢市长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呢？局长说的是个事啊，我们好不容易到德国来一趟，好不容易说服了克思曼先生，好不容易签订了协议，我们不能把协议办砸了，落个里外不是人啊。”
“我知道，我已经跟卢市长通过话了。回去以后，我再详细问一下，关于祝总，关于卢市长亲戚，关于熊主任，关于市直部门负责人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把情况搞清楚比较好。”
“我肯定要搞清楚，我肯定会搞清楚的。”我说。
“晚上喝什么酒啊？”郭主任问。
“准备茅台和红酒，如果喝不完，我们就不拿走了，交给喻一秘，让喻一秘留给大使喝吧。”
“知道了。按什么标准点菜啊？”
“点菜、饮料、座次，还有其它什么的，都交给喻一秘办吧，我们只负责结账就行了。”
“行。”
“另外，我们五个人出国的费用，都从你那里走吧。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就不要陈总和梁总承担了。出国的补助，按照国家标准，该给他们的，都给他们吧。”我说。
原理我的打算是，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和新华社省分社记者高迎春的出国费用由梁刚承担，海水集团董事长陈凉的费用由陈凉自己承担，考虑到他们是我邀请的，又是为了我们的泉水开发项目来的德国，由他们负担有些不妥，太小家子气了，就决定由县里承担算了。
“行。”
“你那里还有没有钱啊？”
“有啊。”
“不要硬撑着，没钱就跟我说一声，我叫胡长标给你。”我说。
“好。”郭主任说。
“你爱人出发了吗？”
“出发了，我把她的手机号码给高记者了。高记者的爱人金总和杨处长会到火车站接她。”
“我们平时忙前忙后的，没有多少时间陪她们，你就让她在北京好好玩一下吧。”
“好。”
“你去把他们请过来吹牛吧。”我说。
“好。”郭主任说。
我们五个人齐聚我的房间，由于完成了出国任务，我们的心情都很轻松，这是我们的轻松时刻。
“如果克思曼先生再熬一下就好了。”高迎春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
“如果晚几天答应我们，我们还可以在德国多呆几天啊。在德国呆了几天，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呢。”高迎春说。
“是啊，我也有点依依不舍，感觉我们的协议签的太快了。”陈总说。
“我也有同感。”梁刚说。
“要不，我们再找个项目，继续谈？”郭主任说。
“找什么项目啊？”我问。
“譬如说四海公司的祝总，他有到我们那里投资的意向，还可以跟他深入洽谈啊。我这里还有一些咨询我们的客商的联系方式，可以围绕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项目，深入谈一下啊。”郭主任说。
“这是一个好主意啊，要不，我们按照郭主任的思路，再找一些客商聊一下？说不定还会有意外之喜呢。”陈总说。
“喻一秘已经跟我们把机票订了，难道再请她退票？”高迎春说。
“算了，算了，我们的另一半在北京欢迎我们呢。再说了，马上到年底了，你们都很忙，还有很多事情等你们回去做呢。”我说。
“郭主任，你可以把他们的想法记下来，下次有什么项目，特别是有意向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外商，我们再一起出来吧。留一点遗憾吧，要九九，不要十足啊。”我说。
“我总结了一条成功经验。”陈总说。
“什么经验啊？”我问。
“就是有组织，跟着组织走，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总说。
“此话怎么讲？”
“譬如说这次，我们到德国谈项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德国之行，虽然很艰难，但很有意思，很开心。我们一路受到热情接待，让人感到如沐春风。”陈总说。
“你还没说组织呢？”梁刚说。
“我再说组织，首先我们跟常书记、郭主任出来，就是跟着组织出来。到北京找杨处长，也是找组织。到德国找大使馆，慕尼黑找总领事馆，商务部，甚至包括慕尼黄长省同乡会，德国驻中国大使，这些都是组织啊。怪不得人们说，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要办事，找组织啊。”陈总说。
“陈总很有心得啊。”我说。我记得我妻子华莉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啊，常书记啊，郭主任啊，下次谈项目，请一定不要忘记我啊。即便我帮不上什么忙，跟你们拎一下包包，也是好的啊。”陈总说。
“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