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事休息后，我们去超市买了菜。
把菜拿回家后，妻子华莉负责在家里做菜，我负责去学校接孩子。
学校门口站了很多家长，马路边上也停满了接孩子的车，两边的双行道都变成了单行道。尽管交通警察很熟练地指挥着车辆通行，但两边都只剩下一股道，所以车辆堵塞严重，行驶非常缓慢。尽管省城早就禁止了鸣放喇叭，但一些司机依然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时不时传来，使道路更显拥挤。
我离开省城的日子里，孩子上学放学一直是华莉送接。因为孩子放学的时间，比华莉下班的时间要早。孩子总是自觉地在教室做半个小时左右的作业，再等华莉来接。若是华莉有事，就请外公外婆接。
省城车辆较多，道路拥挤，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加之人员流动性较大，成分复杂，担心孩子被人骗走拐走。所以，孩子每次上学放学，是一定要有大人在场的。
其实，孩子放学，早接还是晚接，是很有学问的。每到放学时分，有的孩子被早早接走，一脸高兴。有的孩子则苦苦等待，闷闷不乐。我们家长要做到的是按时接孩子，不要去争做第一个接的人。
晚接孩子肯定不好，学校门口只剩几个孩子时，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如若长期如此，孩子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会被放大。最终的结果，便会养成孩子内心懦弱的个性。
早接的益处比晚接的益处要大，那些被按时接走的孩子，则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容易变得自信、乐观。不过，家长争做第一个来接的，也不好。如果孩子每天都是第一个被接走，可能会养成骄傲、虚荣的性格。而且，如果哪天不是第一个被接走，心里的落差会更大。
我没有调到月光县工作时，我的工作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华莉在省妇联，工作比较而言单纯些。领导对上下班时间，也要求的没有那么严。对于早一点下班接孩子，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没有什么管。
我们两口子完全可以做到，在孩子放学时，能正常来接孩子。我们不是第一个来接孩子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来接的。我们就像省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裹挟”在接孩子的洪流中。
我离开省城后，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华莉一个人头上了。用华莉自己的话说，就是连一个换手的人都没有。
华莉看似柔弱，但性格坚强。她不愿意求人，她想让自己的父母好好安度晚年，不愿意让父母替她来接孩子。除非出差或者有事走不开，不得不请父母帮助接孩子。
我的家在农村，实话实说，跟她的家庭还是有些差别的。我的父母还要干农活，不可能不干农活来接孩子，她也没有指望我父母来帮她。我的父母跟她还有些生活上的差异，即便来了，我估计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磕磕绊绊的事发生，一直和睦相处的概率恐怕也不高。尽管华莉在我们家，非常受尊敬。
有时，我也替华莉“抱屈”，干嘛找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公啊？她的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城里的老公多好啊。孩子基本上由双方的父母包办了，自己多轻松啊。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啊，包括接送孩子、买菜做饭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啊。
华莉找我，实打实是嫁给了爱情。我当初也是的，也是从爱情出发，没有替她好好考虑一下。摆明家庭的差异，摆明嫁给我，可能日子不会过的很好。你看现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高迎春、杨明亮、梁刚都比她的日子过的好。
不谈别的，就说买菜做饭、接送孩子，高迎春双方的父母是抢着接送，抢着做饭，不要高迎春操一点心。梁刚家同样如此，虽然两个孩子，但双方的父母还是都愿意照顾孩子，他们家也请了保姆，不要梁刚两口子操什么心。
在北京的杨明亮两口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把孩子交给双方老人，自己像初恋情人一样，屁颠屁颠地到处玩，日子过的自由自在，潇洒的很。
我除了挣钱比他们少、上交的少外，华莉还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个巨大的风险来源于我这里，来源于我现在的工作，来源于我仍然没有理清、理顺的月光县。
为了维护五十万群众的利益，我不得不得罪那些“权贵们”，那些“权贵们”，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俯首就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追究，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惩罚，必然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拼死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仅让我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还有可能让包括华莉在内的家人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中。
但我不能退却，我只能义无反顾，奋力前行。
而我，不能同流合污，不能贪腐，我必须维持并捍卫正义，这是我的底线，也是华莉的底线。这就意味着，我挣不到什么钱，我必然会使我和我的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中。
实话实说，不是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华莉找我，确定是找亏了。
还是说孩子的事吧，华莉自己不能经常化、制度化的提前下班来接孩子，所以，只能晚点来接孩子。
好在她不愧是干妇女工作的，她跟孩子的老师沟通的很顺畅，在她和老师的双重工作下，晚点来接孩子，孩子也觉得心安理得，放学后就自觉地在教室看书或者做作业，等着华莉到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