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喜剧与悲惨世界
写一套《人间喜剧》的最早念头，于我原像是一场好梦，又像是一再憧憬过却又无法实现的一种设想，只好任它烟消云散；更像一位笑容可掬但却虚无缥缈的仙女，一展她那处子的娇容，就振翅扑回了神奇的天国。不过这场幻梦也像许多别的幻梦一样，正在演变成为现实。它颐指气使，令到必行，人们对它只好遵奉唯谨。
一八四二年七月，巴尔扎克是这样为《人间喜剧》撰写导言的，他雄心勃勃地决定写一百三十七篇小说，后来最终完成了九十一篇。那一年，大师四十三岁，大腹便便，形同巨人，标准的吃货老饕，每餐可享用一百多个牡蛎、十二块羊排、四瓶葡萄酒。
今日，距离巴尔扎克的年代已过去一百六十多年，巴黎从聚斯金德笔下的《香水》中肮脏污秽之都变成全球小资向往的圣地。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从板砖形状的大哥大进化到了iphone7，可打电话的功能依然没变。然而，变化真的如此之小吗？
二〇一四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想要开始写“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的那个念头，恐怕也像梦一场，突如其来，却挥之不去。而今想来，那场梦早有预兆，无非是何时来到，怎样到来，这几乎可以追溯到我在小学时代看完《悲惨世界》的时候，对，就是《珂赛特的眼泪石一夜》里提到的那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的《悲惨世界》。那时我在上海市北苏州路小学读书，常住外婆家，就是《老闺蜜的秘密一夜》里天潼路799弄的旧房子，至今记忆里还有那个小阁楼。我的文学启蒙几乎是从连环画开始的，有本小人书叫《吝啬鬼》，画的就是《人间喜剧》里的葛朗台。十岁那年外婆脑溢血离世，我转学搬家到曹家渡，每天坐两站公交车到长寿路第一小学读书。而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已在二十一世纪被夷为平地。我读过的第二所小学，后来也差点被关闭，几年前又以回民小学的名义重新开张。而我读过的初中叫五一中学，很不幸在我毕业后不久被拆了，现在那里是个巨大的夜总会，整个长寿路上最为堂皇的建筑。
初中毕业后我接受职业教育，学校的环境荒凉，周围全是工业区。我们踢足球的时候，经常把球踢到隔壁的工厂。那家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广东人的公墓，名为“联义山庄”，阮玲玉死后就埋葬于此。彼时我常幻想在冬天的黄昏，骑在工厂围墙上看到阮玲玉的香魂——那就是南明中学与“魔女区”的原型。而今那学校早已不复存在，工厂也都被拆光了，造起高大上的楼盘，据说房价最高每平方米八万块了。
再往后几年，我在上海邮政局上班，同一个办公室的退休老干部，跟我说起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白茅岭监狱那场可怕的狼灾。
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躺着读书”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感叹莫言有高密东北乡，余华有浙江海盐小镇，苏童有香椿树街，贾平凹有商州，张承志有西北回族的黄土高原、黄泥小屋——那一代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伟大的作家，都各有各的乡愁，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
在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住过的家，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工作过的地点被一一拆除。想要寻找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以前搬过多少次家，寻访所见都是相同光景：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但已不是故乡。记忆中的一切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被送去韩国整容回来的姑娘。我们是没有故乡的一代人，或者故乡已成他乡。
直到有一天，当我写了“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十几篇后，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什么——在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故乡都会被毁灭。唯独记忆不会。记忆保存了我们全部的童年与青春期，哪怕只是昨天。记忆也不仅是自己的一生，还有我们的父辈，甚至远在我们出生之前的祖先们。有些人徒劳地寻找“精神故乡”，干脆逃离城市云游四方。而对于出生在这里的我来说，根本无处可逃，也是川流不息的天命。当我为此而烦恼之时，却忘了这恰好就是我们的乡愁。
汪峰在《北京北京》里唱道：“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十九世纪并不遥远，在巴黎的穷街陋巷里，大概也住满了这些追梦的人。于连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府邸里抄写情书；玛蒂尔德在每年的四月三十日为祖先而身着孝服；冉阿让守卫着他的珂赛特宛如吸血鬼不能走到阳光下；高老头、拉斯蒂涅与伏脱冷寄居在包罗万象的公寓里，就像在二〇一六年欧洲的寒冬中逃亡的阿拉伯难民们——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刚刚开头的世纪里，在中国的许多个城市，上演着大体相同的故事。没有什么天生的贵族，仿佛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也没有什么天生的贱民，你确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出人头地。
而在过去的七年里，我把工作室搬回了长寿路，从阳台上俯瞰长寿公园，流浪歌手与广场舞大妈们轮流“冲上云霄”。每逢夜幕降临，美丽的姑娘们盛装出门上班，我把她们个个想象成卡门，而不是茶花女或杜十娘。就像你看到的《长寿公园的凡·高与卡门一夜》，虽然我从没见到过凡·高。黄昏的公交车站边，每个人的目光疲惫不堪。我走过一个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