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取得了非常独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年里，在一个备受禁锢的领域-文化领域，一家公司上市了，这家公司叫华谊兄弟。大家都认为电影行业这个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领域是民进在先。接着，又有两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在美国上市。
2010年，民营企业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看到，在房地产行业不断被打压、被调控的情况下，万科的销售业绩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看到，比亚迪不仅有奇迹般的增长，还招来了巴菲特帮它做广告。还有国美发生的故事，当一个创办人因为过失而失去自由的时候，他和经理人之间的缠斗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依然能操纵这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买进卖出，在董事会上表决，签字，卖资产，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腾讯和360的缠斗，还有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所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发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作为生意人、买卖人，我们所关心、纠结的无非是三件事。第一，我们每天都要和政府打交道，在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怎样才能避免失足。就像现在把“三陪小姐”叫成“失足妇女”，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怎样才能避免走进倪润峰讲的政商关系的两难困境-民营企业和政府是“离不开、靠不住”的关系？这是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纠结。
第二，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自己赚到的钱飞了，也就是说，我们怎样赚钱、看钱、花钱、捐钱。我们跟钱睡了一辈子，我们怎样才能知道钱对我们有多好，对社会有多好，怎样才能把财产保住？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关心的事情。
第三，我们怎样才能比别人发展得更好，比预期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健康、稳定、持续的增长。
通过民营企业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密码、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基因能帮我们把这三件事解决好，让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而不是去做紧急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
第一，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理性，避免失足？
就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能够帮我们处理好政商关系的法宝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结构，也就是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为什么有些人干劲非常大，半夜抱着钱去送给那些不该要的人？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做房地产的人，有一次拎着包去给人送钱，结果发现那人家门口有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拎的包有点儿小，应该拎个大的，所以他想干脆下次再来吧，于是就回去了。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去给这个人送钱，结果这个人生病住院了，病房里人很多，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他又去送，结果被一些便衣拦住了，说不能上去。回去后他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双规了，钱还没有送出去，这人就坐牢了。后来，他跑到监狱围墙下转悠，想这件事。他想，如果当时我的包够大，现在就和他在一起了。黄光裕的案子也涉及一些民营企业给官员送钱。另外，有人在香港也出了类似的问题，也是在给别人送钱的时候被当场发现。相反，有一家民营企业，就是万科，其领导王石一直在讲，不行贿是他的标签。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他的智商比大家低吗？很多人认为，只要搞定领导，就能得到利益。王石活了60多岁，珠峰都上去两回了，他能不知道这事吗？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他都上去过，金钱的高峰他也爬上去了，为什么他不做这件事，而有的人做？这就涉及治理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东的结构不同。
大家知道，王石是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在万科，王石不是最重要的股东，在创办了万科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只做经理人，不做老板，所以他拥有的股份是微不足道的。而犯错误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自己当大股东，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王石讲不行贿，大家认为他这是吹牛，其实，大家低估了王石作为正常男人的判断力。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决策-我去行贿，让所有股东得利，最后我一个人坐牢。所以，治理结构在这里起了作用。如果是私人老板，那他就会想，我拎着钱进去搞定领导以后，我至少能得70。那他的干劲得有多大？他可以铤而走险。而王石不会用自己坐牢、失去自由这个代价让所有股东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是他的理性。
大家会发现，股东结构相对分散、创始人所占股份在30左右的公司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而且，这样的公司的老板没有动力去拿钱行贿，因为行贿的回报不如他做好人的回报高。比如你持有30的股份，搞定人你得30，给别人70，最后你还可能坐牢。如果你做好人，对于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来说，做好人的溢价是10～15。也就是说，你的治理结构、价值观、团队、领导人魅力、产品等所有这些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是10～15。举例来说，如果公司的价值是100亿元，你占30的股份，溢价10就是10亿元，那你就能得3亿元。也就是说，你做好人可以多赚3亿元，而且永远不会出事。但如果做坏人，你得3亿元，别人拿7亿元，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