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的两件事：一是求人，二是求己
吴晓波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作《大败局》，讲的是一些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曾处在一个坎儿上，没把握住，生命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有些我很熟悉。企业的领导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有后来复出的，比如史玉柱，还讲到了现在还在武汉监狱里的牟其中。
牟其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中有过很大影响的一位创业者，也是一位企业家。我和王石去武汉洪山监狱看他的时候，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掏出一叠厚厚的申诉材料交给管教，管教收起来就走了。我们试图劝说他改变一些方式，争取早点儿出来，但他仍然梗着脖子说“不，我就这样”。我出来以后就跟王石讲，他的性格恐怕是改不了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社会变化带给自己的启发，有时候并不一致。认识自我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去美国考察医疗城，其间做了一次特别的体检，两天的体检实际上经历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我和十几个医生就我的每一个器官反复讨论，我觉得这样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些失败的企业-它们始终很难把自己看清楚。黄光裕的案子结了，判了14年，罚了将近8亿元。当然，这案子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我曾经在车上看到新加坡讲黄光裕的一篇文章，说他已经赚了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些钱捐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文章的动机是好的，但很多评论都是书生之见。一个人在演员的状态下和在观众的状态下，表现是不一样的。我对黄光裕有所了解，当时他处在演员的状态下，他在演一个角色，结果没演好，失败了。如果他当观众，可能就捐钱了。
2010年，全国至少有700万家民营企业，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两年半，每天死掉的民营企业比新生的多。五年到十年的企业存活率大概是7，也就是说，生存五年以上的企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部分企业在十年之内都牺牲掉了。十年以上的企业非常少，在十年里，能够成为优秀企业的民营企业大概还不到2。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要生存发展，并成为最杰出的企业，的确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很难超过十年这样一个极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企业成长不起来？我在牟其中那儿曾经有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1990年的冬天，非常冷，当时北京有那种破面包车，不到四万块钱，四处漏风。那天，我早上刚到公司，在羊坊店12号，老牟就说让我跟他去陕北，我说那就走吧。我们上了车就走，走了一圈回来之后，牟其中就开始试图开发西北，成立了西北开发办，让我当西北开发办主任，管这么大一个地区。
为了把这件事搞清楚，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西北。这回路上同行的有一个人，叫黄方毅，就是黄炎培的儿子。路上，黄方毅讲了一个故事。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的人对延安非常不了解。在国共谈判前，国统区派了几个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去了延安，黄方毅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其中。临走那天，毛泽东在窑洞里跟民主人士畅谈，谈到最后，这些民主人士问了他一个问题。黄炎培说过去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王朝在兴起的时候非常欣欣向荣，自信、开明，叫作“其兴也勃焉”，意思就是说兴旺起来很快，势不可当。但是接下来就走向反面，就开始腐败，出现很多问题，叫作“其亡也忽焉”，意思就是灭亡也很迅速。治乱循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你共产党有什么本事能打破这样一个循环？
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说，黄先生，我理解你讲的这件事，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民主。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确讲得非常好。结果怎么样呢？毛泽东晚年犯的所有错误都和不民主有关。这就是极限，一个政治家有他的极限，一个社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所以，我就从中国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规律-历史周期律，来引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民营企业也有这样的周期律，比如爱多vcd就是如此，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找出这样一种周期律，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眼睛，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内心开始有了魔鬼，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前进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此对未来失去了方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将所谈的极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极限，另一部分是内部的极限。其实，做企业就是两件事，一是求人之事，二是求己之事。求人之事都是外部的事，我们没办法决定。求己之事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克服、能够改进的一些事情。
选择了什么样的市场，决定了企业规模能做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看，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就是市场规模。有些行业规模很大，有些行业规模并不大。我们从两个极端来看看行业对企业增长的影响。
我是做房地产的，中国的地产行业特别热闹，的确跟国外不同。国外做地产的在媒体上不怎么看得到，而在中国，出现在媒体上的地产商特别多，而且每个地产商都很有个性，大家能看到很多故事。
地产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很多地产商都上了所谓的富豪榜，其中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