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遗传生理因素——这方面有看似很专业的表述，但分析后就可以看到，在没有获得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以大脑某个微小的生化指标差异来解释一个病因，这不过是自说自话的猜测。人与人之间本来是有一些生理指标差异的，这很正常；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心情、年龄、饮食下，许多生理指标都会发生变化。拿不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只好拿鸡毛当令箭了。
第四，维生素缺乏、食物过敏、微量元素的缺乏、环境污染、食物添加剂等致病——这类猜测很多，看得让人发晕。几乎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成了病因。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儿童患多动症，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健康儿童了？
第五，家庭或学校的教育因素，使孩子心理受到损伤——这是唯一通过直接观察、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猜测得出来的。这个原因最有说服力，可是总被摆到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所有谈多动症的资料都首先试图说明多动症的成因是脑部问题，是个生理问题，而教育问题、心理成因只是偶尔被一些资料淡淡提及。
在这个被淡淡提及的原因之下，没人能解释，一个基于教育形成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孩子自己服药治疗。近年来离婚数字攀升导致“儿童多动症”发病率高似已成为一种证据，人们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更易“得病”——可是父母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吃药能解决吗？父母间的争吵已使孩子内心伤痕累累，然后孩子又被告知自己有病，这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吗？
由著名的诺华药厂资助的德国《儿科医学实务》杂志出了一本《注意力缺乏和多动》专刊，里面甚至推断多动症是石器时代的遗产，并告诉大家“多动症在人类早期可能属于有益的（遗传决定的）行为工具，在现代社会却成了缺点，会危害儿童的发展和社会适应性”。[8]——连人类千万年间保留下来的遗传特点也变成病了。
四、疾病后果，荒谬的逻辑关系
虽然病因说不清，关于该病的后果倒是总被描述得很清楚，听起来让人忧心忡忡。不同的资料都在说，多动症儿童如不及时治疗，大多数人会出现青春期犯罪、自控能力差、冲动、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等，形成反社会人格，成年后成为酒精及麻醉剂滥用的高危人群，犯罪率较高。总之，他们的未来都是阴暗的，甚至是罪恶的。
一个疾病最后发展为一个道德问题！
多动症与反社会人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形成的，“病症”与“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它们之间的转变机理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明。但是，相关医疗信息都在这样说。
人的一种情绪可能会影响一些生理指标，同时一些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但生理疾病和人格道德能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我们能说有高血压或肺气肿的人最后大部分会变成坏蛋吗？事实是得过脑膜炎、脑瘤、脑萎缩等脑部疾患的人，他们的道德发展和疾病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单单是儿童多动症就会导致道德变异？
退一步，假如这是真的，童年时期基于遗传或环境罹患的一种病症，最后真的转化为成年后的一种道德面貌，那么患者是否就无须为他成年后的反社会行为负责，因为他自身就是个疾病的受害者。有精神疾患的人杀人不都可以免死吗？——这样推下来，一个罪犯只要被证实童年时期有“多动症”，是否就可以减免刑事责任？
五、为什么被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
既然多动症的致病原因到现在从未有可靠的说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多动症确诊越来越多呢？难道仅仅是误诊断吗？
其实“多动症”从霍夫曼最早“发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直到利他林（哌醋甲酯e，又名：利他林ritalin）的出现。把利他林的发展史梳理一下，基本就可以明白“病人”越来越多的真相了。
1944年，ciba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利他林制造商）的化学家潘尼松合成利他林。这种药最初只开给成人，治疗疲劳过度，心情抑郁，老年生理混乱。在开始的二十多年间，这个药一直不出名，销售也不好，因为它的具体适应症始终不清楚。196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允许使用利他林来治疗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它曾被发放到马里兰州两所黑人儿童学校，学生服用后，校园里推挤哄闹的情景有所减少。这启发一群美国医生把药大面积使用于儿童，以发现哪些人需要吃药。开始时药物本身是用来检测孩子有没有病，吃下去行为有改变的就是有病，相反，对药没有反应的就是健康小孩。后来就作为治疗药品大面积应用于儿童。1970年美国大约有二十万至三十万儿童服用利他林[9]；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百万儿童在吃利他林；而到了本世纪初，服用这种药的美国儿童增加到了六百万，其中近一半儿童用它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10]
如果在很多年前因为孩子不乖就给他吃药，那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利他林让不乖变成了一种要用药物治疗的病症。
现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