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
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国家则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sè_qíng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9]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yín_luàn者而先征之”。这样的罪名，当然并不难找。[11]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之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12]
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来，维护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则可以肯定。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