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驾驶“切诺基”行驶在著名的青藏公路上。那一次，我差点到达拉萨，最后我还是把那一块圣土放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一遭，当然希望足迹遍布四方。但是如果毫无保留，真的走完了所有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到了尽头的感觉。
青藏公路空阔而寂静，除了我，没有一个活物。两旁是雪山，在刺眼的太阳下闪着白光。
我刚刚在纳赤台兵站吃过饭，喝了一点啤酒，心情很好。我把车开得飞快。
我要冲到昆仑山的顶巅，我知道那里的海拔比拉萨还高。我要站在最高处，看一看所有的城市和村庄，一言不发。
太阳移了一大截，我觉得我都快摸到天了，可是公路还在朝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
我忽然有点恐惧，接着就感到气短了。我想到严重缺氧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发动机不易燃烧，很可能熄火；二是人出现高原反应，甚至昏迷。而这两个问题都很麻烦。我是一个半吊子司机，车出任何故障我都将束手无策。这里是无人之境，万一我倒下了，那就等于把自己永远地献给了大山。
我固执地朝前走，我的心情如朝圣一样圣洁。
突然，那座碑就摆在了前方。那是一尊神。
我似乎还缺乏一点必要的心理准备，我的心抖了一下。
那碑的四周挂满了藏语经幡。天与地都凝固了，只有五颜六色的经幡在强烈地飘摇，极具动感。
我跳下车来，走近了它，我看见四个大字：昆仑山口。还有一行小字：海拔四千七百六十七米。
我终于到了，我靠着它用力吸了一口气。空气稀薄，阳光明媚。
我从口袋里掏出照相机的时候，猛然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将留下一个遗憾——四周没有一个人，而我的照相机又不能自拍。最后我沮丧地把照相机收了起来。
我想回返了。这个地方虽然平平静静，但我觉得它暗藏无限杀机。已经消失的恐惧又一次掠过我的心头。
这时候，不远的地方竟然传来一阵亮莹莹的歌声。
是的，歌声，一个女孩的歌声，唱得并不是很准，但声音很动听。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天堂郊区，能听到歌声，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啊。
一个女孩走过来，她穿着军服，上等兵军衔。她的出现是一个童话。
我远远地打招呼：“你好！”
她陡然停止了歌唱，一边打量我一边慢慢走过来。
为了打消她的戒备，我想赶快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的纽带。《女友》大家都知道，于是我就拿出记者证，对她说：“我是《女友》人，我是周德东。”
她停在我的面前，笑了：“我知道你。”
我说：“你好像应该问问我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她说：“一点也不奇怪，你就应该是这样。”
我说：“不过我倒有些不明白，你叫什么？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她说：“我把名字告诉你你也会很快忘掉，叫我上等兵好了。不过，假如几年后我们还能再遇见，你就应该叫我少尉了。我是来巡线的，这是我的工作。”
我说：“只有你一个人？”
她说：“三个。那边有一根线杆断了，另外两个开车到附近的纳赤台兵站去寻线杆，我在这里留守。”
我说：“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说：“如果车不出毛病，只要三个小时。”
我说：“时间还早，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吧。”
她说：“没问题。”
上等兵的摄影技术不错，她给我拍了三张。我只剩下三张胶卷了。一张我站在经幡间，一张我坐在“切诺基”里，一张我半躺在戈壁上，昆仑山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和她留下一张合影，只有这三张照片成了我的一生中的纪念。
她在镜头之外，你们看不见，我却能。即使是多年以后，只要我拿起这几张照片，我依然能像照片中青春的我一样，一眼就看见手持照相机笑盈盈的她。
这种偶遇实在是太稀奇了，五十年才修得。于是我在浩浩荡荡的风中对她说：“我在这里陪你等车来。”
她说：“好哇，只要你不怕冷。”
我说：“我是东北人，在冰雪里长大的。你呢？”
她说：“我是南方人。”
我说：“我也当过兵，1987年。”
她说：“当过兵的男人能看出来。”
我说：“我至今还保留着一身军服，不过都已经发白了，我母亲经常帮我拿到太阳下晒一晒……而你的军服还绿着。”
她不解地看着我。
“那时候我的年龄和你一样小。转眼十年了。”
她笑了：“再过十年，我也来这里，遇到一个兵，我也对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一身军服，不过都已经发白了……”
我说：“这是缘，不可求。”
她认真地点了点头：“昨晚，我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不过我在梦里遇见的是……”
我问：“是谁？”
她小声说：“是一只羚羊。”
我说：“那也许是我了。”
她说：“有篇文章叫《那个地方叫凯里》，你还记不记得了？”
我说：“怎么能不记得呢？”
她说：“那篇文章把我看哭了，最后，我看到编辑是你。”
那其实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一个感情被欺骗的女孩，满心创伤，坐一列慢车穿行在云南湿漉漉的山林中。那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