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孤鸿的骨子里，对赌博有着一种出于惧怕的厌恶，或许是他的本能知道自己骨子里带着好赌又热爱刺激的天性，所以才意识到赌博这种事情对自己而言有多危险，必须要在沾染上这种恶习之前就控制自己远离。
但是，有些事情之所以会成瘾，乃是出自人类热爱冒险、钟情刺激、贪恋享受的本能。
谈到赌博，相传最早为夏桀之臣乌巢所发明，故有“乌巢作博”之说，不过究竟为野史或是风传都不得而知，因为毕竟未见于史料，在史料中第一次出现有关赌博的记载则出现在《史记.殷本纪》中，曰“帝武乙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虽然听起来像神话故事，但从商朝皇帝武乙与天神玩六博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早在殷商，朝廷上下已有赌博之风。
如若说早先赌博只是作为上至王侯下到庶民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那么在大清末期，这种与烟祸、娼毒并列的祸患之举却背负上了特殊意义。
早在大清开国之时，因有明朝亡灭的前车之鉴，故而当权者对赌博深恶痛绝，尤其是顺治、康熙及雍正，不但在律法中明文规定禁赌，且亲手制定关于赌博的处理条例，涉赌之人，不论是兵是民，一律判处带枷两月，开设赌场之人不但要带枷三月，且刑杖一百，对于官员的责罚则更严重，一旦发现官员涉赌，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治国治民，犹如治病，良药苦口行之甚艰，能够坚持下来的，毕竟少之又少，试想如果大清一直将对于赌博等国之弊病的整顿治理保持下去，大清或许就不会走到亡灭的那天，泱泱大国也不会被鸦片大烟娼窑豪赌等病痛折磨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
只可惜，历史之所以迷人，就是因其发展如海上波涛有起有落，总会在某些时刻引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转折点。
大清并未将对赌博的管控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与之恰好相反，在大清末期，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为了苟延残喘，已经进入了病急乱投医的慌乱--公开涉赌，以填充军资--行灭国之举，却口呼救国之号，掩耳盗铃，实属可笑。
有载称，咸丰皇帝尤为好赌，一人不成赌局，故其身边大臣皇妃均以善赌而洋洋自得，满足咸丰皇帝好赌之乐而博宠。
而慈禧太后更是将这一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当年随慈禧太后西逃之人曾说，慈禧太后年逾花甲，自京至陕颠沛千里，乃如丧家之犬，却仍不忘携赌具，每每饱食终日后，既以金球、元宝等赌博取乐。
当权者以赌博为好，在律法政权中，自然为其网开一面，而所谓上行下效，帝王将相均如此，何况百姓。
鸦片战争后，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令清政府囊中羞涩，无可奈何的清政府竟然开始呼吁、推行、鼓励百姓赌博，以此增加税收，史载，于光绪年间，仅广东一省以赌博向政府交纳的税收款便高达一千多万两，就连慈禧太后建造颐和园的资费，都是以筹措海防经费为名大开赌禁收纳税款而来。
整个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赌场，清廷，就是这场庞大赌局的抽头人，他们站在万里江山之上，眼睁睁看着天下百姓全部投入赌局之中，每日为赌奔波，田地无人耕种，商号无人经营，在其他国家都在进行科研、军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时，大清朝就好像一个赌徒般，毫无作为，就只是在赌桌上，红着双眼，做着一夜暴富的梦。
赌场就好像一个个毒瘤，在大清朝当权者的呼吁甚至传播之下，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迅速绽放在华夏大地上，乡镇酒肆、街边茶坊，有人的地方，就有赌具，有人的地方，就有赌局，赌博犹如一场心灵上的传染病，弥散在空气中，无人可免。
待到牙牙学语黄口小儿尚且不知孔孟夫子为何人，却一张口便能叫出“吃碰胡”、“押大小”的赌号时，大清这一病入膏肓的赌徒，就早已注定输得一败涂地两手空空。
当一种行为成为了全民上下共同的风气时，人便很少去认真地判断什么是非对错了，赌博早已成了一种手段，一种社交，就连学校里的同学们也会时常凑在一起玩上两把，故而要说齐孤鸿对赌博的情绪，只能说是厌恶，但是也并非不能接受。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啊！
齐孤鸿根本无需以什么仁义道德来教育唐鬼，他只是擒着唐鬼的腕子，咬牙切齿地低声道：“你疯了吧？我们现在本就没钱，你却要去赌？若是输了，难不成明天起带着他们去街上喝西北风不成？”
“你懂个屁，越是没钱才越是要赌，不然哪儿还有更多赢钱的路子？”
齐孤鸿说不过唐鬼，但见他两眼发红，看样子今天是无论如何都劝不住了。
唐鬼本就不是什么能经得住劝的人，因为他总有他自己的主意，而很多时候他想事情想的总比他人要远，所以根本懒得解释，都是叫人直接去看结果，齐孤鸿对他这一点的信任倒是有的，故而最终两人达成共识，将身上的钱分成两份，唐鬼拿一半儿去赌，赢了自然是好，即便输了，也有齐孤鸿那一半儿垫底。
这主意是齐孤鸿提出来的，唐鬼虽然是答应了，嘴上饶是忍不住骂骂咧咧地嘟囔，“就你这种畏首畏尾的性格，实在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男人天生就是要去拼去闯的，瑟瑟缩缩的，多适合做个女人啊！”
唐鬼说这话的时候，两人正撩开赌场门口的布帘，齐孤鸿终是忍不住，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