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知青们面对的，可是春插大忙了。
有六个男知青是犁耙手，其他的男知青负责挑秧，女知青和谷中派过来支援春插的妇女们，负责插秧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推广拔秧方法，铲秧就成了技术活，铲得厚了，一担秧没有十多坯，却有一百多斤，重得压死人，铲得薄了，连秧苗的根也断了，不能成活，铲得秧坯长，左手托不住，铲得秧坯短，没有几条秧苗，影响插秧进度。
开始时，艾亮带着谷中的几个铲秧高手过来示范，刘刚，曹剑，张少强，吴文豪等六个知青负责耙田，李可源，赵向明，何国良等十个男知青，只能负责挑秧工作了。
在知青中，算何国良年纪最小，人也长得单薄，一担上百斤重的秧苗，他就是挑不起来，艾亮看见，忙说道：“你先弯腰，用右手抓住扁担，用左手撑着左膝盖，用力向上顶，就能把秧担挑起来，等挺直了腰杆，便可以向前走了！”
他照着艾亮的吩咐去做，果然站了起来，摇摇摆摆地向前走，但是，走在田埂上却是如履薄冰，不但路小，而且上面沾着泥浆，滑溜溜的，一不小心，整个人连秧担都掉在地上，两筐秧苗陷在泥浆里，怎么也挑不起来了。
刘刚这时放了牛，因为不能把田耙得太多了，一天插不完秧，第二天又要重新犁耙，费工费时费力气，而且耕牛又受不了，得不偿失啊！
他看见何国良跌得浑身都是泥浆，连衣服也湿透了，关心地说道：“你赶快回去冲个热水澡，把脏衣服也换洗了，春暖还寒，容易感冒！”
“班长！我真是无用，连挑担秧，也是跌跌撞撞的，废物一个！”何国良愧疚地说道。
刘刚鼓励道：“国良！不要气馁，小小挫折，等于激励，坚持不懈地煅炼自己，也就过来了！”
“多谢班长，等换好了衣服，我还会过来的！”何国良说道。
刘刚赞道：“你是好样的，我也相信你行！”
他也是个很坚强的年轻人，在城里，父亲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母亲是街办皮鞋厂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销售是按订货单生产的，虽然是集体小企业，还是有一定的销路。
在他家的对门，也住着一家三口人，夫妻俩和他的母亲同一间厂子，女儿叫汪敏，比他小两岁，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学开始，两人就是同班同学，学习成绩一向优秀。
两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大到缝纫机，小到油盐酱醋，差不多都是共用，有人在家里打一声招呼，没有人在家时先借后还，好得就象是一家人那样。
平时，汪敏经常把作业本带到刘刚的家里做，因为他家的厅堂大，敞亮，白天不用开灯，晚上也可以两个人同用一盏日光灯，能省电费。
两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难题，相互了解，情趣相同，特别是后来，慢慢地便有了感情，两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也默认了这门亲事，只是还没有说开，却是心照不宣了。
考上高中后，刘刚和汪敏还是同级同班，出双入对，引得多少同学羡慕不已，两人的心中，也是明镜高照，等高中毕业之后，便确定恋爱关系。
毕业之后，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汪敏的母亲由于身体不好，搞了病退，她顶替母亲进入鞋厂，当了工人。
而刘刚的父母，却为这事起了争执，母亲说道：“我跟厂长说好了，现在厂里招合同工，咱刘刚进厂做三两年，我便申请退休，让刘刚接班，这样和江敏同一间厂，等工作稳定后，就可以为两人举办婚礼了！”
“厂长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让咱俩的儿子进厂吗？我可不想走这个后门，落人口实，我的意思，是让刘刚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煅炼煅炼，等你退休了，再回来顶你的班！”
刘刚的父亲说道。
俗话说：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心肝宝贝啊！
刘刚的母亲一听，可不干了，反对道：“儿子是咱家的一根独苗，你就舍得让他在穷山沟里挨苦挨穷，被蚊叮，被虫咬？万一以后取销了顶班制度，回不了城，那就得在农村居住一辈子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如果是有出息的人，放在那里都大有作为！”刘刚的父亲说道。
其实，刘刚的父亲刘伟汉，也是偏僻山区的青年，后来报名参军，多次立功受奖，从战士到班长，从班长到排长，后来又被提拔为连长，转业时分到省城的一条街道办事处，当了办公室主任，在这里认识了鞋厂的一位女工，结为百年之好。
刘刚的性格象父亲，敢想敢干，处事果断，他坚决地说道：“爸说的有道理，如果是金子，始终都会发光，我愿意到农村去煅练自己，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两父子都是一担挑，你们想怎样就怎样，我也懒得操这份闲心！”母亲在父亲的强大政冶攻势下，终于妥协了。
下乡的前一天，刘刚约汪敏去了一趟人民公园，和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汪敏也表示赞成，说道：“咱们还年轻，男儿出去闯一闯，吃点苦头，也是好事，这样能煅炼自己的意志，但我已经接了班，母亲又体弱多病，需要人照顾，要不，我也跟着你下乡！”
“我母亲的身体也不好，但她总是硬撑着，这就得拜托你了！”刘刚真挚地说道。
江敏说道：“咱俩是什么关系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