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即便当工人，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够当的。“关系”二字照样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本国特色和国情的现实。谁让我们是人情社会呢？
农民想要成为正式工人，而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面等候雇主的挑选去干临工，那么就唯有去干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至少之一的工作。
别说现在，搁在过去，照样有着农民当中的三六九等之分。孙少平之所以能够得到煤矿工人这个工作机会，便是因为去一个普通干部家中干活，被其看中了他老实肯干，又有文化，好文学。
于是，夫妻二人一合计，原本有意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他，却不料女儿还嫌弃孙少平的农民身份。
哪怕她的户口也是在农村，是属于距离县城不远的农村，长在县城，也有着高人一等的自我良好感觉。
孙少平代表了当时和他一样的农村人，还得从非正式工人干起。他们坚持了下来，干的好，才有机会成为正式工人，最终得以跳出了农门。
《平凡的世界》里面描述，和孙少平一起去矿区当矿工的人群中，还有着关系户，普通干部家的儿子等等。
后者们只是去过渡一下，要么才好回调到城市里面去工作，要么就等着城市内某单位工作的正式指标。
结果就是，矿区的队长领着新来的众人去走了一圈，下了一回矿井。到了正式要再次下煤矿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一半的人都没了人影，跑了。剩下一半当中的一半，原来的四分之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就旷工。
唯有像孙少平这种机会得来特别不容易的人，是才会好好地珍惜。哪怕再辛苦，只要有小小地改变，也会甘之如醴。
由此足可见，当时有一个正式工作，即便是当工人，也不容易。毕竟，爹退下来了，家中的一个孩子还可以接着干，顶替上去，岗位还在同一家。工作岗位不增加的前提下，外人想要分一杯羹，可能吗？
当时，一则，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城市里面的工作岗位确确实实地少；二则，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非得要挂靠一个单位，进单位工作才是正经人。
哪怕1978年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也没有完全把人过去固有的思想给扭转过来，而城里人当中少有干个体户的人。
70，80年代干个体户的人，除开有眼光，审时度势，先知先觉的极其少数人以外，不是回城等候安排工作的知青，就是刑满释放的人员。再不然，就是进城的农村人。全国的基本面就都是这样的情况。
全然不会像今天一样，一问你做什么的，做生意的，哪怕只是倒卖葱姜蒜的，也一副高人一等，洋洋得意，好似个人就能够形成垄断一样。在那个时代，你要是这样说，绝对会被讥笑。
贾有为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读小学的时候，说自家是做生意的。结果，他还被同学们当众大肆耻笑。
从来就没有人会主动说自己长大之后想要当商人。时至今日，贾有为不喜欢做生意的念头，恐怕十之八九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他当时就面红耳赤，真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所以，自己有着童年抹不去的心理阴影。他从来就不觉得做生意很牛逼。
贾有为记事起的那个时代，也是文化大爆炸的最后阶段。即便如此，街头巷尾一到傍晚时分，有文化的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站着谈论文学。
特别是在夏天，白天时间又长，大家吃完饭出门就聚拢在一堆。谁要是看了大家没有看过的外国文学作品，比如卡夫卡的作品，立马就是焦点，被众人众星捧月一般听他侃侃而谈。
只有那些没文化的年轻人才会觉得时髦和文艺的手拿一把破木吉他去公园里面弹奏，时不时就打架什么的。再不然，就是跳什么霹雳舞之类的。
贾有为也有着和其他小孩子一样的特点，就是喜欢跟在大孩子的屁股后面跑，而大孩子又不喜欢和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一起玩儿。
大孩子们喜欢跟着年轻人的屁股后面跑，而年轻人又最不喜欢他们。于是，贾有为跑来文青们的聚集地之后，就待在外围听他们谈文学。即便自己听不懂，也觉得很享受。
那时候，他最是佩服这一带的那个文青大哥了。对方一来，众人不但发自内心的尊敬他，而且漂亮的姐姐们都围着其团团转，主动掏钱去买饮料，水果......
文青大哥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愿意为之奋斗终生不悔。为此，这人是深深地影响了贾有为的成长。
就过去的那个时代里面，一问小朋友，你长大了，要干什么，不是解放军，就是科学家。
还有着一个游戏，不就是另一个人在你的一只手臂上面用双手交叉套圈朝上，解放军，科学家，农民，工人，以此重复直到手拐处来最终确定你的“职业”。
是解放军或者科学家的孩子，一个个高高兴兴和洋洋得意。要是工人，也还好。若是农民，当场就不高兴，嚷嚷着不算，非得重来。
《平凡的世界》的大背景就是那个时代。只不过，书中写的是农村变革，而对应的城市变革就是贾有为那些对过去的回忆。
普罗大众最受益的春天到来，那是等来了国家后来出台的政策，三公转正。这接着就是一大批临时工得以转正。
再不然，你想成为有着工作的正式人员，便只有在1979年-1989年间对越南的战争当中立有功勋。
一个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