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业有专攻，汪克凡对现代货币体系的了解很肤浅，只是从历史书里知道一个大致的发展过程，另外作为一个信息丰富的现代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起码知道先进的货币体系可以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这两年在自己的地盘里大力推行银元，并在楚军和楚勋系统内部强制使用军票，为将来发行纸币积累经验，积累教训，积累人气。
但他也深知，这里面的水很深。
金融怪兽一旦失控，就会释放出恐怖的破坏力，所以汪克凡一直小心翼翼，对银元和军票的信用非常重视，不但严格控制发行量，而且时刻准备着充裕的保证金，事实上，他的军票并不是现代的信用货币，而是更接近代用货币，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杠杆作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很有限。
但也正因为如此，楚军的银元和军票一经问世，就以良好的口碑受到各方追捧，只凭方便携带和运输，以及使用简便，不易假冒等技术性优点，就让广大的楚军将士和整个楚勋系统都接受了银元和军票，银两和铜钱的使用量大幅减少。
普通百姓对银元接受的更快一些，毕竟银元本身就是用贵金属制成的，在江南一带，墨西哥鹰洋等类似的东西也早就广泛流传，楚军的银元制作工艺更加精良，成色也是十足，大眼一看就比墨西哥鹰洋更可靠，深受江南商贾士绅的欢迎。
对于纸质的军票，一开始几乎没有人信任，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变相的征收军费，一种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普通百姓不愿保留军票，商家拒绝用军票购物，就连楚军将士自己也有不少人发牢骚，但是，当汪克凡治下的各级官府允许用军票交税，军票立刻获得了和银元一样的良好信誉。
在千万楚军将士和各级官府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银元和军票，并且发现，它们比银子铜钱更好使，比如大家一开始并不信任的军票，长时间对铜钱保持着稳定的“汇率”，百姓们疑虑渐去，没人再纠结军票是纸质的，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有着可靠价值的货币，在楚军的大本营湖广，军票的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省，铜钱虽然仍在流通，使用量却大幅萎缩。
如此一来，西军的铜钱就很难通过走私手段，大量流入湖广。
以前无往不利的“货币战争”，第一次遭遇滑铁卢。
孙可望对银元和军票的理解，比汪克凡更要打一个折扣，但他在内政经济上天赋极高，敏锐地认识到其中的巨大威胁。隆武帝被楚军劫走后，江西万元吉和广东苏观生多半没有胆子自立门户，很可能会向汪克凡低头，如果汪克凡在南方各省全面推行银元和军票，云南每年开采出来的上百万斤精铜就会变成一堆金光灿烂的高级垃圾，再也花不出去，这两年纵横驰骋的西军也打不动了。
“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诸位，楚军的军票一旦在广东、江西和南直隶等地铺开，我们就再也买不到精铁、粮食、火铳和棉布，再也无力争夺湖广！”
孙可望的声音回荡在屋子里，众人都在认真聆听，比一开始的时候表情严肃了许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论起打仗的本事，未必人人都对秦王殿下那么信服，但是说到内政经济，孙可望主政这几年的巨大变化摆在那里，大家都是一百个服气。
西军从张献忠时期开始艰苦创业，一直过的都是苦日子，正是因为没钱没粮，也没有刀枪马匹，所以才会那么艰难，这两年西军的腰包明显富裕了，大家都感到了那种天差地别的变化，将士们拿着充足的军饷，吃着上好的伙食，穿着坚固的铠甲，用着崭新的刀枪，又招募训练了很多年轻的新兵，整体实力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才能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
有钱好办事的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
看起来，为了咱们西军的钱袋子，必须要和楚军打一仗。
再不打，光是这个军票，就成祸患了。
刘文秀坐在孙可望的下首，面无表情，一直没有说话。
在他这个纯粹的武将看来，钱，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因为钱的问题去打仗，而且是一场赌上国运的生死之战，是不可思议的荒谬行为，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和楚军开战，是拿十几万西军将士的性命去冒险。
孙可望一定要和楚军开战，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刘文秀不但确信这一点，而且也认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西军三王以秦王孙可望为尊，大体上还是平起平坐的地位，孙可望却不愿被李定国、刘文秀分润权力，一直想要继承张献忠的衣钵，做整个西军的最高领袖，他一定要坚持东进的战略，就是为了压服主张北上的李定国，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只要打赢这一仗，再无人敢对他提出质疑。
“我这位王兄，真是越发的目中无人，他的这番话如果传到晋王（李定国）的耳朵里，说不得又得大吵一架。”刘文秀在心里暗暗发着牢骚，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不满。
孙可望急匆匆的赶来，事先不和他这个主帅沟通，就召集所有的高级将领开会，一定要强行贯彻推行他的东进战略，这对同为三王之一的刘文秀来说，不但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更是一种玩弄政治权术的突然袭击，很犯忌讳的一件事，但是刘文秀早就习惯了孙可望的强势，哪怕心中不满，也不会公然和他唱反调。
孙可望突然扭头看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