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压板糖、打晚米果（市面上叫年糕）都是临近年关时才开始忙活的活，郝爷爷为了赶在放寒假前做好让我们带一些回华安，把这些活提前进行了。
压板糖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可是一件又刺激又开心的一件事。
郝爷爷一家头天就开始准备了。他们先将晒干了的谷子放在锅里炒，待每一粒谷子爆开来，再除去谷壳，装在箩筐里。整整两箩筐呢。拾一朵放进嘴里，软绵绵的，没一点嚼头，一点味也没有。
可别急，待它们压成板糖，可就大变样了。在半下午时分，肚子有点点饿的时候，拿一块板糖出来嚼在嘴里，甜，硬，脆，香，美味。
这一天，大人们借来了屠凳——一种专门用来杀猪的又长又宽又厚的凳子，也借来了压板糖的工具（这种工具其实是一个四面由一块薄薄的光滑的木板嵌合在一起的上下都空的柱体。）
到了晚上，郝爷爷将砂糖放在锅里熬热了，然后将头天爆好的米花放进锅里和砂糖充分搅拌，接着全铲到搁在屠凳上的木板盒里。
一个大人用锅铲将米花整到盒子的各个角落，用力压平，之后，就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了。
就见两个大人抬来了类似于跷跷板的东西。一根足有三四米长碗粗的木棍，被刨的平平滑滑的，两头各装了一根木栓——这是让坐在其上的人扶手用的，正中装了一个四方的木块——起压米花的作用。
好了，两头各有一个人坐上去了。先是平衡的，接着一头往下落，另一头开始翘起。这的确就是在坐跷跷板啊。唯一不同的是，那正中的压在盒子上的木块在走动。看，一起一落，多精彩啊。
“起航，琪琪，你们要不要上来坐坐？”一个大人笑着对我们说。
“我们？能吗？”我说。
“就看你敢不敢？”另一个人说。
“上去试试。”父亲鼓励我。
“琪琪，上吗？”我问道。
“我？”
“我们上吧。”
“我有点怕。”
“怕什么怕。伯伯抱着你们。”坐在上面的两个人同时说。
“我们擎天石柱崖都敢上，还不敢上这个？”我在郝珺琪耳边小声说。
“上。”郝珺琪点了点头。
我们决定上去。他们让木头平衡，我们分头爬上去，大人搂着我们，幅度很小的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好好玩。可是，忽然间幅度猛地大起来了，我感觉我这一头下落的时候，那个大人尽可能地往下压，另一头便翘的好高好高。
郝珺琪尖叫了。接着，我们迅速上升，上升，还要上升，仿佛要顶着屋顶了。我闭上眼睛，不敢往下看。偏偏那个大人做出松手的样子，我忍不住也尖叫起来。
又是一个回合。郝珺琪吵着要下去。看来她是真的吓坏了。
待我们下来后，另两个人坐了上去，现在是四个人在上面了。他们开始比拼，拼着把对方翘的尽可能的高，挪动的幅度也大了。我看见一个大人的身子都歪了。他会不会掉下来啊？就见他往另一方向一侧，身子又正了，接着稳稳的下落，又轮到他们逗弄对方了。
“游戏”结束，板糖压好了。一个人将盒子的四块板撤去，屠凳上留下一块长方体，就像一块木板。我说怎么叫板糖呢。
那个人拿来一把长长的刀，将大块的板糖切成一条条长条形的板糖。其他几个人接着将长条形的板糖切成小块，丢进冻米——经过爆炒的大米——里。
我们吃了一块又一块。
可是大人们不允许我们多吃，说是火气大，吃多了牙疼。我们一致猜想，是大人们舍不得吧。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怎么会牙疼呢？真想不通。
打晚米果虽然不刺激，可是也是很有乐趣的。乐趣不在打，而在打好之后的捏和吃。
现在的孩子们都看不到那种场面了。我离开东门之后再也没有看到那种场面。一切都停留在我的印象里。
大人们白天就已经将村里的打麻果专用的一种用石头凿成的器具抬来了。一个圆柱形大石头，内凹成一个半球体，足足有两百斤重吧。一般的人抬不起它。
郝爷爷将蒸好的晚米饭倒进内凹的半球体里，就有两个大人各拿了一根小根的圆木柱（正中横嵌了一根木棍便于抓手）挤压米饭，挤压了一阵子，晚米饭渐渐地烂了，粘了，他们便收起工具。
另一个人扛来了一个形状和前面的工具一样但却是它们几倍大的工具。三四个人握住横嵌的那个把手——一根手腕粗的长木棍，分站在两旁，前头那根竖立的又粗又圆的大木柱的一头因为常年打麻果或打年糕而变得圆圆滑滑的，它一放进内凹的半球体里，里面的糊状的晚米便往四周漾开来。
站在最前头的一个人握住横杆用力往上提，其余的人顺势往上用力，那圆而粗的木柱被挥上了头顶，接着，他们瞄准内凹的半球体将圆木柱砸进晚米糊，就听咚的一声，糊状的晚米漾得更开了。
一次，一次，接着一次。
有一些晚米糊黏在圆木柱上了，蹲在一旁的人赶忙在脸盆里打湿双手，用湿漉漉的双手抹下粘在圆木柱上的晚米糊，圆木柱又高高的被举上了头顶。
最后，当所有的晚米彻底成糊状粘成一团，大人们才收起了工具。
一个大人用双手将整团的晚米团一气呵成抱到摆着旁侧的屠凳上，郝爷爷端来一碗油放在一旁，几个大人便围着坐在一起。
我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