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欧洲学校的课程难度逐渐加深，学生也感到了压力。高中几年的成就是大学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数据。
梁晓秀认为小学课程非常重要，小学期间如果学的不扎实，到了中学肯定学不好。学习必须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法国，一般中等成绩的学生都能考上不同等级的大学，但上了大学并不等于就能从大学毕业。欧洲的学生和家长比较有自知之明，如果学生不是上大学的“料”，家长决不会勉强。成绩不好的学生一般都会早早上职业学校，学一门谋生的手艺，然后就开始工作。
梁晓秀是中国人，她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显然不同于欧洲人。她认为，在当今社会一个人至少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她的儿子必须上大学，而且还应该上名校。孩子可以不学乐器，但必须得考上大学。这是死规定，也是家规。梁晓秀的儿子不上大学，这说不过去嘛！她本人过去没机会上大学，现在她的孩子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那她活着都没什么意义了。
她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必须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在欧洲不上大学，他们就没有前途。两个孩子都点头了，梁晓秀稍微安心了。
她在阅读有关欧洲教育问题的文章时，注意到欧洲的学者专家大力呼吁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他们发表各种学术论文，阐述教育对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梁晓秀认为，“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那句话说得有道理，那个理念就是真理，她必须牢牢铭记。
她进而了解到不少有关欧洲教育的现实问题。欧洲不少国家的教育、研发投入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欧洲人看来，3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标准。
3这个数字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国家拿出3的国内生产产值来办教育，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她那几天梳理了一遍欧洲的著名高等学府。她的孩子将来上大学，不能上一般的大学，必须得上名校。
美国有耶鲁、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欧洲也有剑桥、牛津、巴黎大学、洪堡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美国一样，欧洲的大学也注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欧洲大学的学生流动性比较大：每年有200万名大学生和研究生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欧洲另一个国家的大学读书，学习。按照教育学者的说法，这种流动性激活了欧洲大学的学术活力和学生结构。
梁晓秀赞同这个说法。她不想让几个孩子都在法国上大学；她要让他们到欧洲其他国家读大学。在里尔就有好几所大学，但她一个都没看上。孩子18岁上大学，他们必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熟悉外部世界。
欧洲大学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有大学都为年轻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但是一般都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上大学并非意味着就能从大学毕业。越是名校，对毕业生的要求越严格。比利时鲁汶大学每年应届毕业生中大约有30的毕业生拿不到学位证书；拿不到学位，就等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
梁晓秀也想到了孩子上大学毕业的问题。如果孩子上了名校而不能拿到毕业证书，那她就不认这个孩子。她说到做到，绝不含糊。她决定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她决不妥协，必须强迫孩子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
她对欧洲著名大学很关注。她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她要让自己的孩子实现她的愿望。孩子身上有她的基因，他们一定能考上大学。
1976年大儿子宋大海5岁半，二儿子宋大山4岁，女儿宋海霞还不到三个月，她计划再生两个女儿，一共有5个孩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按理说，孩子还小，她没必要那么早就想到孩子上大学的事；但她不那样看。她做事喜欢留下提前量，事关教育的大事，她必须及早动手，步步领先。
她已经为5个孩子们选好了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这5所大学是她在欧洲数千所大学中筛选出来的。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说她一厢情愿，孩子们到时候能否上大学，还取决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以及他们的志向。她坚持说，不管什么情况，她都要让5个孩子上大学读书，而且得上著名学府。丈夫嘲讽说上大学固然是好事，但不上大学也照样开餐馆赚钱；他们俩就没上过大学，但餐馆开得比上过大学的洋人还好。这说明上不上大学与做生意赚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梁晓秀听了丈夫的一番话愤怒了，毫不客气地说：“宋福禄，你听着：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就不认他们！”
“你人不人没关系，反正他们是你的孩子。”宋福禄毫不让步。
“能考上大学才是我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就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谁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呢？你这是不讲理嘛！”
“我在培养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就要霸道，这不是不讲理，这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你想想，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