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月，我出差去广州，又转火车，想顺便见识一下正实践中国人致富梦想的深圳。我刚走出火车站，小皮包带子在我肩头火辣了一下，再一看，皮包已在二三十米之外，以时速一百公里速度离我远去。摩托骑侠后座驮了个十来岁的孩子，孩子下手的力道和速度以及惊人的准度，都说明这是他惯常的谋生技巧，开采第一桶金的手段之一。我没了钱，也没了地址，不知怎样寻找郝淑雯家。在马路上流浪一会，找到一个交通警察，由他帮忙找到最近一家派出所，用派出所的电话给郝淑雯家打了电话。二十分钟后，郝淑雯出现在派出所。她由于发福因此显得越发高大，把派出所小小的接待室占得满满。见面她就数落我，怎么不把皮包带子抓紧一点？到深圳来的人谁都知道把皮包背在不靠马路的那一边肩膀上。我心里想，这不是全国人民致富梦想初步实现的地方吗？这就是你郝淑雯说的“先进”？郝淑雯还在用数落表达她对我的慰问和抚恤，说深圳人看见你这种傻头傻脑东张西望的东西，不抢你抢谁？
跟着郝淑雯到了她家。家很大人很少，儿子住寄宿学校，老公常驻海南，海南又成了垦荒者们的西部。深圳对于郝淑雯的老公，已经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他的开拓和闯荡精神又变成了不安定因素。
在郝淑雯家住下的日子，我发现跟她谈当下谈未来都没了话题，我们只能谈过去。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地谈，重复地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块活，一块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比如何小曼的精神分裂，病发时她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离英雄还差得很远”，似乎是心灵遭压迫太久，荣誉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她喜极而崩溃，是乐疯的，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事物的全部真相，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真相。小曼成长为人的根，多么丰富繁杂，多么细密曲折，埋在怎样深和广的黑暗秘密中，想一想就觉得无望梳理清晰。我写下的有关她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只能编。我和郝淑雯成天成宿地谈我们谈过无数遍的人和事，谁也不指出对方对事实的不忠实。刘峰被我们谈一次就变一点样。郝淑雯告诉我，她在海口见到了刘峰，请他吃过一顿饭，借过钱给他。原来刘峰也到南方来了，做盗版图书生意。我想，既然军二流子都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板，刘峰生性勤恳，只剩的一只手做手艺活困难，但做生意应该不耽误。让我不适的是，我们写书的知道写书挣钱不易，做盗版书生意跟摩托上的孩子抢我皮包，大致一回事。
根据郝淑雯对刘峰的描述，我对八十年代末的刘峰是这样想象的：刘峰在书商手里批发图书，再单手驾驶三轮小卡车，把书送到各个摊点。他碰到郝淑雯那天，正好在白沙门公园门口的最大摊点被查封。一个专门翻译外国sè_qíng小说的翻译家到海口旅游，同一天在农贸水产市场、服装市场、立交桥下、发廊聚集的街道发现了他译作的盗版。翻译家举报给城管，城管收缴了书摊上的书籍以及刘峰运书的三轮小卡车。刘峰跟郝淑雯本来不该碰上的，两人的社会相隔无数层次。假如那天刘峰不去找城管头头讨要他的三轮卡车的话，假如那天郝淑雯不是到同一条街上的俱乐部去找打牌打了两天两夜的丈夫的话，假如刘峰不是在俱乐部对面等待城管头头从洗浴房出浴的话，假如不是郝淑雯的老公打发她回家取现金付赌债的话，假如不是刘峰等绝望了跟拦阻他的洗浴房门卫大声争起来的话，他们俩都不会碰面，就是擦肩而过也会错过去。刘峰的山东口音普通话是我们所有人耳熟能详的。那口音给我们做过多少次思想工作，向我们多少次地转达团支部提出的“不足”，多少次指出改进的“希望”，多少次对我们说“人家何小曼咋了？洗脸洗澡用一块毛巾咋啦？身上有汗味儿咋啦？你们咋就看不惯人家，老欺负人家呢？”多少次的毯子功课堂上那口音冲着助跑起范儿的我们低吼：“预备——走！——好嘞！”就是刘峰不在了，他的嗓音都还会在我们记忆里活下去。因为我们在刘峰离开我们后才逐步明白，那嗓音那口音发自一颗多么老实巴交淳朴善良的心底。郝淑雯是循着山东口音看见刘峰的。刘峰身上一件翻领短袖衫，胸前带几道彩色杠杠，把他原本发达的胸大肌撑得更雄厚。洗浴房大门外的灯光下，刘峰的一只假臂很明显。等郝淑雯过了马路，看到那假臂的塑料质地已老化，一个小洞眼就在肘部，像是香烟头烫的。郝淑雯眼睛一热，叫了刘峰一声。刘峰转过身，看着富态高大的女人，笑了笑，“小郝。”他好像一点也不吃惊。
这天郝淑雯急着回家取钱救老公的驾，刘峰也不在重聚的状态上，两人留下了各自手机号码就匆匆分了手。第二天郝淑雯打电话约刘峰到一个酒店的餐厅饮茶，刘峰还是前一天的装束，但翻领短袖衫被洗过也熨得很挺。在文工团时，刘峰就会用铝饭盒装开水熨烫军装。郝淑雯注意到他的短袖衫胸前有鳄鱼logo，她还注意到，他牙齿不如过去白和整齐。生活的档次首先从牙齿的健康体现。他从老家来到海口三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