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电影”形成完整而独立的风格，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武行、武术指导、男主角的不同洗礼之后，我依旧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那段时间很沮丧，拍过的电影都不是自己想拍的，尽管能够看出其中很明显的问题，但自己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机会，更没有空间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直到有天独立制作公司的吴思远先生来找，他希望向罗维导演的公司租借我去拍新片。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机会，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时没答上来。过去的生活经验总是让我告诉自己，你不重要，你的意见也不重要，在前辈们面前，你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
沉思片刻，我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吴先生，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我也被迫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可以成功，他已经是一个神话，不可能有人真的超越他。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开辟全新的路呢？”
看得出来，吴思远对我的观点很认同。我干脆站起身，用表情和动作向他做更细致的说明：“李小龙总是把腿踢得很高，那我就要把腿踢得低一些，李小龙在跟别人打斗时会大喊大叫，表现的是他的气势和愤怒，那我在打斗的时候就可以一边叫一边做鬼脸，表现的是自己有多疼。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超人，那我就要做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去演那种小人物，他们也有很多缺点和无奈，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大侠或英雄。”
看完我的表演，吴思远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你说的没错！我们就要拍这样的电影！”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带领下，我与吴思远合作，连续拍摄了《蛇形刁手》和《醉拳》。这两部电影大获成功，有的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电影的票房，我再也不是“票房毒药”了，一夜之间，我成了大家争相抢夺的对象，变成了票房灵药。
签约嘉禾的当天，何冠昌先生向我保证，只要是我拍摄的电影，他们不会在预算上进行限制。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到满意为止。这样短短一句话，确实是作为电影投资公司最大的魄力。我的电影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不惜工本的“坏毛病”。
当时我跟吴思远合作的几部电影，正在引领当下的功夫片潮流，但刚刚签了新公司的我，则希望再度开启一些全新的创作思路。不再执着于怪师父和懒徒弟的角色设置，也不再专注于练功场面的陈述，我希望拍摄一部情节相对简洁，但价值取向很正面的电影，这点完全有别于李小龙系列电影和邵氏那些老的功夫片。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我拍摄了《师弟出马》，再次获得成功。这部电影也成为我向过去告别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a计划》的尝试帮我确立了更新的电影风格——亲身上阵尝试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这也成为我至今不同于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观众来看我的电影，除了希望看到正面的故事、有趣的桥段、精彩的打斗之外，也都会期待看到我在新片里又做了怎样不要命的尝试。大家从最开始的惊声尖叫，觉得我是个疯子，后来也慢慢习惯了。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走不出的迷局和难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身体和胆量的极限。
当然，《a计划》还有很多地方被人称道，比如舍弃了古装改拍现代故事、动感十足的街头打斗，以及我和洪金宝、元彪的完美配合等，它在很多方面为功夫片打开了全新可能。
准备拍摄《快餐车》的时候，大师兄洪金宝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想把剧组带到西班牙去拍摄。在香港拍片太麻烦了，到处都拿不到拍摄许可，这个地方一共就这么大，这里不让用，那里不让用，电影没有特别的场景怎么可能会好看！我们要去外面看一看。”
我特别赞同他的话。更进一步来说，我们不仅应该更多地加入国外场景，还应该加入国外的演员，让电影更加具有国际气质和异域风情，这不光对于本土观众来说是好事，也为电影增加了海外发行的可能。
最终，《快餐车》在全球范围取得了成功。我们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了，虽然拍摄预算远远低于好莱坞，没有他们那么好的特效技术，也没有全球背景大公司的营销发行，但我们依然有别人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必须由人来完成的精彩打斗和危险动作。
实际上，在《龙少爷》之后，就已经没有哪家保险公司会为“成龙电影”承保了，我上了全世界保险公司的黑名单。
那么总结下来，到底什么是“成龙电影”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反而每部电影里都被打得很惨。我没有形象包袱，从来不会顾忌自己在镜头里是否难看。我演的通常都是小人物，有很多弱点和毛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介入纷争，常常是被迫出手，最后绝处逢生。
第二，我的电影剧本从来不对动作场景进行细致描述，因为我永远都更喜欢临场发挥，跟伙伴们现场进行创作。一场重要的打斗，在我剧本里常常只有两个字的描述，比如“大打”，或者“小打”。过去美国电影里的打斗经常很快就结束，这是为了表现主角有多厉害，我的电影里经常是从头打到尾，而这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