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位面，1943年8月底，山西和陕西交界处，靠近山西西北一侧的下木角村。
此时，整个村子气氛紧张，炎黄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村里工作整整2天了，贫民团和儿童团都相继成立，各司其职。工作队的队长叫庞文山，上过红党的短期培训课，不过字认得不太多，大约千余个，马马虎虎够用了。
庞文山有个得力助手，叫郭有运。虽然名为有运，但他大约是1943年河南逃荒中最走背运的一个。本来是上有老娘，下有三个孩子。逃荒刚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老娘治病，他卖掉了小女儿。为此，郭有运跟媳妇狠狠吵了一架，不仅仅是因为媳妇心疼女儿，舍不得，还因为媳妇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媳妇不愿意卖小女为婆婆治病。不过虽然卖了女儿，也没有治好郭有运老娘的病，老娘最后死在了黄河边上。郭有运找了个废弃的土窑洞，草草地掩埋了母亲。
等走到洛阳，大女儿又染上了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抓牢，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他与媳妇，来到山西，给人拦地放羊。稍微安定后，媳妇嫌他穷，跟他生活太苦。三个孩子，死的死，卖的卖，也没了牵挂，跟着一个瘸子私奔了。
看到家破人亡，就剩自己一人的郭有运，想到了自杀，结果上吊时正逢庞文山经过，救了他，经过一夜的劝说，终于把思想转了过来，不在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了，而后呆在庞文山身边帮忙打杂，但是每到闲下来的时候，跟其他人聊天，还是时不时的自言自语道：“我逃荒为个啥？我逃荒就为图全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只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今天是下木角村村民，对村里地主李世华和侯永昌进行投票的ri子。经过2天的宣传，许多村民对于红党的政策有了大概了解：“税费真的只是十抽一？不交租子、不交军粮了？”两天来，下木角的村民不敢置信的重复问道。
“不交了，不交了！以后每亩地只需要缴纳一份税赋，十抽一，也就是你一亩地打上来150斤粮食（民国时期全国平均亩产137斤左右），只需要交给z fu15斤，剩下都是自己的，可以吃，可以卖！”庞文山每天都在重复这些话。
“那卖给谁z fu管不？”
“z fu每年对外公布收购指导价，愿意卖给z fu的就拉到粮库，如果私人收购价高于z fu指导价，也可以卖给私人！”
“这地真的属于我们了？”一位贫农看着分到自己手里，代表着全家6口人的18亩7分地契，不敢置信的喃喃自语道。
“当然是你们的，除了分地，各家可以领农具、衣服和碗筷！”庞文山一指跟来的十几辆三轮摩托车，大声说道。
上午，村口空旷处，庞文山拿着一个大喇叭开始喊话：“乡亲们，地主周扒皮和刘罗锅子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现在每个人拿着自己手里的黑se石头子（围棋的棋子）开始投票，觉得李世华和侯永昌是周扒皮该杀头的，投到前面有小刀的盆里，觉得没有那么坏，不需要杀头的投到另一个盆里，总之，决定权在大家手里，现在开始投票！”
“叮叮叮~~”一枚又一枚的石头子投到盆中，李世华和侯永昌背对着村民，看不到投票结果，不过两人此时的心态截然不同，洪永昌本是一个中农家庭，倭寇占领山西后，立刻投靠过去，凭借着卑躬屈膝和趋炎附势，迅速壮大，平时在乡里说一不二，一手遮天，名下的田产也从3亩地暴增到300多亩；而李世华则正好相反，其家里时代为地主，最鼎盛时拥有200多亩田产，不过后来家道中落，再加上战乱，许多田产被变卖、夺走，现今只有30多亩地，要养活二十多口大家庭，根本不够，如果不是城里面还有两间铺面支撑，早已吃不上饭了，但是另李世华暂时心安的是，听到庞文山的喊话，他自问这些年没有干过什么鱼肉乡里的事情，反而在八年前还捐钱修过祠堂，应该可以保住一条命了。
3个小时后，因为九成五的村民投了洪永昌的“死亡票”，没有丝毫耽搁，其直接被拉出村外执行枪决，至于他的亲戚家属，则根据村民举报和审问记录，确定犯罪轻重，在发配到相应监狱接受关押劳作。
而李世华则一半事实一半运气，9成以上的村民投了“好人票”，不但免于牢狱之灾，还可以像中农那样得到一份田产和农具等，当然了，原来他们的宅子会被充公（这里也是王凡的坚持，毕竟如果打倒一个地主，他的财产在村内就地分配的话，尝到分东西甜头的村民，很难说不会为了自己私利，多处死几个地主，好个人能分得更多的财物。因而实行所有地主财产上交，实行类似后世的“收支两条线”，相对的可以减少类似的冤案错案发生）。
5天后，在一所民居内安顿下来的李世华一家，刚刚吃过晚饭，李世华看着手里红党z fu发放的地契有些发呆，67亩2分地（对应20多口人，如果单算李世华一家7口，则有22亩4分地），比原来自己名下的还多一些，想到前前后后的牢狱波折和担惊受怕，不禁有些感慨和哭笑不得。
“咚咚咚！！”院子的大门响起。
“谁啊？”吓了一跳的李世华问道。
“是我，庞文山，李世华在吗？开门！”
“噢~马上，马上来！”听到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