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灯区”的接客规矩
北京八大胡同
北京前门外韩家潭一带，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区，俗称“八大胡同”，主要有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闭妓院时，妓女总数达1316名。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52岁。其中半数以上是18岁至25岁的青年妇女。接客最早的从9岁开始，有的“混事”达20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比较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领家、老鸨对她们多用软的手腕，给她们吃好穿好些，打骂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门前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也较一般，年龄也大些。领家、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们接客挣钱。在封闭的224家妓院中，头等的只有21家，绝大多数属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卖给领家和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则终身失去自由。另一种是“自混”的，即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老板要批帐，妓女所得极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领家打她们时，口里还念叨：“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此外，北京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但内行人自能识得标帜，大体是窗户上密贴剪纸，进门左边或右边，设一方桌，壁上贴有大红神马，上书“某某正神”，神马左右，设金花一对，前面供一香炉。桌旁或设椅座，或设条凳，有一手持短竹烟杆的中年妇女或老妪，坐在那里。若有人过其门而向里张望，那妇女或老妪就会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招呼道：“来玩耍！”这便是土娼的鸨母。
土娼有三类，一类是鸨母的女儿或媳妇，此辈既无家产，又无正当营业，生计日绌，遂出卖ròu_tǐ，任人玩弄，博几吊微利以糊口。二类是住家妓，门前无特别标帜，家中无鸨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门前做手工，身边多有小儿女。有经过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对小儿女道：“你的爷爷来了！”说罢，向来人嫣然一笑，频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尽可昂然而入，出几个造孽钱，便可同圆鸳鸯梦了。第三类是仿女学生装束，携一小婢或老妪，流连于市场，游玩于公园。如有人对她注目，便启其樱桃小口，对婢或妪道：“我喝水去。”抽身先行，婢或妪在后。来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妪问明住址，约好时间，届时而往，无论昼夜，听客所为，当然银钱是不可少的。
南京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们大约总会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为明末名妓之一，娇小玲珑，人呼为“香扇坠”，侠而慧，识贤奸
，与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劝侯方域不要接近权奸。后来因抗拒权贵，血溅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写的就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于此也可见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风等十四楼为官妓之所，由国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对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乐之后，妓风日盛，妓院日增。秦河两岸，河房林立，珠帘点翠，庭院飘香。客至，门环半启，珠箔低垂，假母肃迎，丫环伴艳而出，广筵长席，日费千金。春夏之交，河心游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摇摇。堕足其间者，一旦裘敝金尽，每每落得薄幸下场，甚至沦为乞丐。
入清以后，明代妓院渐成废圃。昔日盛况，已成黄花。太平天国败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兴市。于是市容恢复繁荣，妓院亦随之兴盛。有客游夫子庙曾题诗一首：“茶蘼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盛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入民国后，行禁娼令，妓女一变而为歌女，来源分苏帮、扬帮、本帮三类。苏帮居首，过往客大都腰缠巨资，场面堂皇，挥霍亦大，扬帮、本帮难与匹敌。北伐定都南京，随着政治转移，经济上也大大活跃了南京市场，夫子庙也更加热闹。不少歌妓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华灯初上，歌妓盛装登场，按次轮唱，可以点戏，另收点费。这样，妓女公开露面，易为听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门问津之劳。当时，名牌竞起，各树艳帜，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号称“秦淮四小名妓”。
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先前的那种“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秦淮一带，名妓住所叫“香巢”，进出都是衣冠人物，寻欢作乐，一掷千金。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到了，无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而一般妓女白天鸠形垢面，入夜则粉装打扮，倚门卖笑，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