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后世对于民国岁月的本民族服装记忆是简单又深刻的，好似那年月就是大褂、旗袍、中山装的衣衫世界，而且这些还是中层上流社会的穿着打扮，一般老百姓基本是接触不到，也负担不起的。这些和50年代的“蓝海洋”、60年代的“绿军装”、70年代的“绿灰蓝三色虫”、80年代的“百花齐放”、90年代的“国际迷狂”构成了半个多世纪的炎黄国人服饰“家谱”。
主位面进入21世纪后，炎黄国内百姓对于重振大国国威，实现民族复兴，重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诉求，与商品市场经济不断要求细分发现市场的特性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内比较小众但很稳定的唐装汉服消费市场。
对于唐装和汉服的定义，其实比较模糊。媒体、报刊、互联网等等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义。可无论如何描述定义，它们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唐装不是仅指唐朝的服装，汉服也不是只限汉代的衣着。
由于唐朝是让炎黄国人为之骄傲兴奋的朝代，唐代盛世威名盛誉远及海外。所以自唐代以后，世界诸国必称炎黄人为“唐人”，欧洲、星条旗等国家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且国外华侨们大多也自称唐人，因而很自然的和顺理成章的，住在唐人街的唐人，身穿的具有炎黄传统风格的服装被称为“唐装”。
汉服一词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早就自然存在。从商代开始，汉人的服装形式就确定了：大襟、右衽、上襦下裳。到周代，更出现了“深衣”，也就是后来国内老百姓那种“长衫形式的衣服”。汉服是平面剪裁，不强调人体的特征，而且是用式样、色彩和装饰来区别男女身份，形成了和西方服装截然不同的形态样式。且炎黄传统服装的基本元素无论如何演变，却始终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内核没有变化，那就是宽大、随和、飘逸。
第一目标位面。
炎黄红党的开国大典已经进入倒计时，可是领导人穿什么服装登上**城楼，却还在讨论中。如果参考主位面历史，那么中山装和大褂则是非常应景的选择。不过从复兴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假如让老mao等人，身穿具有炎黄传统特色的唐装汉服登上**，并宣布新炎黄民主共和国成立。那么不但可以为这些衣装服饰正名定位，从“野路子”服饰变为可登大雅之堂，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炎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淡化西服等西洋符号在炎黄国内的民间影响。
此时，北京老城的一所四合院宅院里，二十多人正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会，他们四周放置了很多布料与服饰，红的、绿的、褐色的、花的、素的、条纹的，可谓颜色丰富，样式繁多。
在炎黄红党解放光复全国倭寇占据的沦陷区以前，张爱玲《更衣记》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里面的时装灵感，有不少借鉴了西方服饰。但这些均是京沪等大都市有产阶级的尊贵生活。在古城扬州，平民还是以着原汁原味的炎黄传统中装为主流。
陆学浩，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民间裁缝，自小在扬州生活，师从父亲家传技艺。他父亲陆长山，就是以为普通平民制作汉服为营生，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服务对象又都是穷苦人家，故而衣饰品类比较单调，多是青衣长衫、瓜皮小帽之类，但手艺是绝对保障的，剪裁、盘扣、滚边、上线，丝毫马虎不得。正是凭着朴实的职业良心，在战乱不已物质贫乏的民国年代，唐装汉服工艺的精湛品质才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
民国中期，扬州城的彩衣街上（包括附近地段），制衣店林林总总排在一起，名气比较响亮的有靠近财神庙的吴正奎家；羊总门的张裁缝家；弥陀巷的李宏泉和袁学海家；天宁门的樊聋子和朱老二家；彩衣街陆长山家等等。这些店铺一律以制作具有炎黄民族特色的成衣为收入生计。不过很可惜，尽管彩衣街的裁缝们个个技艺精良，但因为军阀割据、天下战乱，百姓吃饭都快成了问题，像衣服这样的次要因素，自然就往后排了。所以各裁缝们的家道撑持，也仅仅保持艰难度日、温饱上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有所成的陆学浩到民国首都南京闯荡世界，一年后又辗转至上海。那年月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炎黄的文化重镇。三十年代的上海服饰观念就是标新立异，趋合时尚。也正是这种观念，形成了上海当时“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风尚。适时又恰逢旗袍大行其道，令唐装汉服手艺出身的陆学浩更是如鱼得水。在他灵巧的双手下，旗袍样式被不断更新，领口高低、袖子短长、开叉高矮及搭配物饰等频繁更易，获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甚至不少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旧电影里，某个镜头定格下的那位风情万种的明星，其身着的妖艳旗袍，就是由陆学浩亲手缝制的。
正是在业内有着出众的口碑，自身也具备令人佩服的手艺，陆学浩才和不少行内顶尖师傅一起被请到北京，和国内美学文化大师们一起，商讨新式“唐装汉服”的具体设计思路和剪裁款式。
“我自己认为，炎黄的国服，即所谓唐装汉服，应该重点体现出，国人借自己身体和内在民族语言表现出的那种传统文化魅力。男子着唐装，要重点表现神采飘逸，气度非凡，一派儒雅俊朗；女士旗袍加身，则突出雍容华贵、端庄典雅、娇媚玲珑，尽显温婉含蓄的东方韵味。”国内传统文化专家赵时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