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地区宋壁画墓资料不及北方丰富，四川、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画墓发现。四川地区的石室墓装饰题材也以开芳宴为中心，辅以武士、四神、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采取的是浮雕的形式。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发现的宋墓壁画，扩大了对两宋壁画墓的认识。从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技法来看，闽赣两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两地文化及社会习俗的相关特点。
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骁勇善战，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分别设上，设中京于大定府，设东京于辽阳，设西京于大同，设南京于北京。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的集中分布地区。由于辽对境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此辽代壁画墓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类是契丹皇帝陵和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
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辽政权建立后，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的中原地区。除常见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辽墓壁画的题材同样具有与游牧生活和传统习俗相适应的特点，早期辽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为主，布局简单，赋色单纯，装饰意味较浓。中晚期以后，大量出现仪卫、伎乐、侍宴、神兽等内容，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仍部分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
辽壁画墓最先示诸世人的是帝王陵。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东陵最有特色的壁画，当属中室四壁所绘的山水。画面上云彩澹澹，雁翔翩跹，湖水盈盈，野兽出没山石杂树之间，分别描画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季节特征鲜明，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景色。契丹贵族壁画墓从1950年代起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区被发现。
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也先后发现了一些辽代壁画墓。1976年发现的天祚帝天庆二年辽北宰相萧义墓，是一座大型砖筑多室墓，墓道两壁壁画各长10米，西壁绘出行，东壁画归来。墓门过洞两壁绘迎送主人的备饮、备食图，甬道东西两壁的武士高达3米。出行图中以双驼高轮毡车为中心，墓主坐于车中，车马相接，各执事人员前呼后拥。画中人物多契丹装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点。人物造型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劲健流畅。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
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割地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入辽土，即今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以北的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区。燕云之地发现的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绝大多数为汉人墓。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处。辽西京道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
女真族习俗薄葬，金代的壁画墓数量和规模远不及辽代，而墓葬类型与宋辽壁画墓有极密切的承继关系。山西在金时分属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是金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并以晋南最为密集。在金中都大兴府周边地区、冀晋相交的太行山区，以至东北到朝阳，西北至甘肃，也陆续发现有金代的壁画墓，呈现出各地区的绘画的特点。
宋金墓中流行最广的壁画题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为墓葬中的主题，艺术形式包括石棺线刻画、画像石、砖雕和壁画，分布的地区遍及豫西、豫北、晋南、江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会的葬俗。按壁画资料的显示，以二十四孝为图本的孝行故事画，在北宋宣和年间进入墓葬之中，当时还不见普及。它在金墓壁画中广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动，既有理学思想的影响，又与全真教宣扬节孝有密切关系。以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众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绘孝行故事图，画法渐趋程式化，后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条屏当有此渊源。
迄今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确定为西夏墓葬的并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边的陪葬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西夏王陵8号陵据推测为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顼的陵墓。清理时在墓门外甬道两侧存有武士画像。武士画作天王形，头上绘火焰纹，身着战袍，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这一发现说明西夏墓葬中同样流行装饰壁画的习俗。
西夏普通汉人墓，有用木板画作装饰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