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没待多久，我又回到了北京，做主持人并不是我想要走的道路，我还是喜欢演戏，就是这么单纯的理由，我就又“杀”了回来。回来后没多久，徐庆东导演就邀请我去俄罗斯拍摄一部电影——《狂吻俄罗斯》。
那部戏里就一个女角色，本来想找当时国内比较知名的女演员来演，但是谈了几个，都嫌去俄罗斯拍摄太远，太辛苦，而且戏份还不重。眼看就要开机了，这个角色还没定，徐庆东导演就问我愿不愿意参演。
我想了想，答应了，随着剧组去了俄罗斯。组里还有冯巩，牛振华，我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每天和这两位笑星在一起“逗咳嗽”，日子也过得津津有味。而且通过拍那部戏的一些细节，我感受到了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
为了拍摄戏中大量的集市和街道镜头，剧组请了不少的俄罗斯群众演员。有一次，剧组正要拍戏，群众演员却一个都没来，导演急了，问怎么回事。打听之后才得知，群众演员都回家收土豆去了。
没有了群众演员，这一天就不能拍戏了，我们当时的拍摄周期很短，不能耽误，制片主任就去找那些群众演员，答应提高酬金让他们回来拍戏，但是怎么说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都很不解，酬金比土豆的价格高出好几倍，他们怎么不肯干呢？事后了解才知道，收获土豆在当地如同节日，家人朋友都要在这个时候相聚的，他们宁肯不要钱，也要赶回去畅叙亲情友情。
还有一次，我们要采录一些“原汁原味”的音乐素材，剧组联系到当地的歌舞剧院。当导演和录音师来到剧院的时候，正赶上合唱队排练，特别好听。录音师当场拿出录制设备开始录，却被指挥拦下了，说是还没准备好。导演和录音师只好在门外一直等着，等允许进去的时候，他们一下被惊呆了，合唱队员个个身着民族盛装排列在台上，特别庄重。
拍完《狂吻俄罗斯》，从俄罗斯回来不久后，紧接着1996年我又去匈牙利拍了由白羽和薛飞执导的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多瑙河，黄太阳》，是和陈宝国、李勇勇、李鸣、傅丽莉、米学东等人一起演的。
那时，剧组住在离布达佩斯比较远的一个名叫“刀刀”小镇上的度假村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几个女演员住一栋木屋里。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就感觉对面的李勇勇坐起身来，问我：“王茜，我的床上怎么都是水啊？”
“啊？”我摸了摸，垫子上确实湿嗒嗒的，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白天拍戏的时候，把床垫拿到外面去晒太阳，结果下了一场雨，床垫很厚，上面部分晒干了，下面还是湿的，这睡了半晚上，下面的水汽都上来了。李勇勇合着一晚上就在水里泡着。
条件虽然差点，但是我们也不觉得苦，每天凑一起还很乐呵。没戏的时候，我们就凑一桌打麻将，我的牌技就是那时候跟陈宝国老师学的，可惜我学艺不精，经常被宝国老师数落：“这水平，出去别说是我徒弟啊。”
戏拍到一半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来探班，呼啦啦十几个人，大家见面后都很开心。现在的著名主持人赵保乐也在那一行人中，他们待不了几天就要回去，在这串我老公，饰演一个从河南来的农民，那扮相特逗，牙齿都贴黑了，手上拎着一网兜方便面，里面还塞着一个大茶缸。
能客串一个角色，赵保乐也很高兴，我们对好词，走好位，导演一喊开始，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演开了，那场戏是演赵保乐要上火车，我去送他，他在火车上挥手告别，我在车外泪眼婆娑，我们都演得特别投入，看着火车慢慢开走，导演喊“卡”。然后大家都鼓掌说演的太好了，很投入，很有感情。
我也很高兴，一边平复心情，一边准备下一场戏，但是越想越着不对，火车开走可就不停了，赵保乐一个人在火车上，不懂英文，没有护照，连钱都没带，他可怎么办呀？大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纷纷开始想办法。赵保乐上的是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我们往终点站打电话，让他们留意一个打扮得很像“盲流”的中国人。
但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边派人找，一边在度假村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咖啡厅里面，忐忑不安地等着消息，快夜里十二点了，赵保乐拎着那兜方便面，穿着露出脚趾头的布鞋，特狼狈地回来了。
我们一拥而上，围着他问长问短，后来他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留意自己被火车载跑了，还一个劲擦泪，没走出情绪呢。旁边坐着一个头系花围巾拎着一篮子鸡蛋的捷克老太太一直拿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赵保乐这才意识到，完了，自己脱离组织，走丢了。
但是他也不会和当地人交流，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乘警过来查票了，看他那副打扮，人家就让他拿票，问他问题，他一句话也听不懂，他的英语水平仅限于“ok？yes，no！”。后来在刚才一直盯着他看的那个老太太的证明下，乘警才知道他是拍tv的，把他带到乘务室，想办法怎么送他回去。
幸亏赵保乐记得我们住的这个小镇的名字，就跟乘警说了：“刀刀！”，乘警就安排他做下一趟返回的列车，几个人跟赵保乐连比划带交流，总算把这事给说明白了。赵保乐下了火车之后，就在站里等着，等到下午的时候，站里一个老头，把他送上了返回的列车，想着可算能见着我们，赵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