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记书
市文联老主席郝典患肺癌，已到了晚期。据说，躺在医院里，气喘得像拉风箱。只等着死神送他一张传票了。妻一再劝我去看看人家，说再大的仇气，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也该原谅了。
说真心话，自从他住院那天起，我不是不想去看他，可一想到他当年对我做得那些缺德事儿，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一膨胀，就淹没了去看他的想法。
我是文联的元老，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期，文联要恢复时，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是爱写小说吗？正好是个好机会，去筹备文联吧！文联恢复后，真想当作家，就留下；不想留下，就还回来干你的老本行。
我选择了前者。
文联恢复后，几个被打倒的老作家，都站了起来，陆续上了班。过去，我做梦都难见到的老师，如今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整天和心里崇拜的人在一起，浑身上下真舒坦。写作的劲头也大了。我不时拿出自己写得不是小说的小说，请老师指点。他们也不客气，既肯定优点，也指出缺点，并鼓励我大胆创新。
那时，文联刚搭起架子，组织并不健全。副主席由一个老作家兼着，正主席位子始终空着。空着就空着吧，除了开一把手会议，副主席代替之外，也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多写好作品，相处的很和谐。
不想，第二年配备了一个外行正主席，一下子就打乱了原来的秩序。正主席叫郝典，外号：黑点。原是文化局局长，特爱抓权，是个官迷心窍的官混子。因在文化局拉帮结派，被免了职。之后，他紧着投门子摸窗户，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才保住了正局级，调入没权没势的文联当上了主席。他一来，还是老作派，拉一伙打一伙，顺者昌逆者亡。我属于逆者，自然在他的打击之列。开始，他还算对我客气，在打我之前，要调走我。我是个倔牛，要我走偏不走，我就是为了当作家才来文联的。不走，他就采取了第二步棋，打我“反革命”，文革虽过，但余毒甚深。郝典背地里整一份列举我“罪行”若干条的黑材料，悄悄送到了主抓文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办公桌上，目的是把我送到一个不掏钱居住的地方（监狱）。多亏这个书记是个既工作过细又爱惜人才的正派人，他没有急于在材料上批示，而是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了解真情后，将材料退了回去，才免我一难。
从此，我与郝典真的结怨了，见面都懒得搭理他。心里恨不得他马上被汽车撞死，或者患癌症，去见阎王爷。恨归恨，但人家是头儿我是兵，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此时，我便想，老作对也不是个事儿，我来文联为了什么？不是来树敌打仗的。关键是作出成绩来，不写出好文章，早晚也会让人家撵出去。于是，我把仇恨压在心里，除了应酬日常工作，就拼命地写作。你别说，变压力为动力，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一计不行，另生一计，没打成我反革命，就在关键时候使绊子。那时机关面临着精简机构，以工代干人员合格的，留下来转干，不合格的开路走人。我是以工代干进得机关，因没文凭，被合理地卡住了。幸亏，我及时找到宣传部长，摆了一大堆成绩，才按特殊人才转了干。
此事使我悟到，特殊人才一定要有特殊的才能。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竞争力和说服力。从此，我的写作更加努力，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随着作品四面开花，时有作品获奖，我的名字常被人提起，郝典似乎对我改变了看法。他那对谁都沉着的脸，对我反而不断透出阳光来。有一次，我的一篇作品在海外获了奖，他还破例在文联全体会上表扬了我。
当我们的关系有些缓和时，又出了个过节，郝典排不动我，却对一个性格耿直不服他的老作家动了手脚，单位明明有钱，却硬卡着他一笔医药费不给报销。连病带气，这个老作家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告别了人世。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更加仇视他。并打心眼里恼透了他。
我的成绩越来越大，捧回一个又一个大奖杯。尽管他一再表扬我，却暖不热我凉透了的心，以致他退了下来，再到这次患了癌症。
我终于决定去看他了。一来是妻子的再三劝说，二来是一篇与狗鱼有关的文章启发了我。文章说得是一位老渔民，常年捕鳗鱼，卖鳗鱼。因他上市的鳗鱼都是活的，常常卖大价钱。别的渔民也捕鳗鱼，卖鳗鱼，鱼捕上来时是活的，可一运出海后，因多数都死掉了，而卖不成大价钱。别人向他取经，他只是打哈哈，说瞎猫碰上个丝耗子。谁都不信，他就是个瞎猫，哪能一辈子都碰上死耗子呢！临死前，老渔民才把秘密告诉给儿子：原来，他每次都在盛鳗鱼的船舱里放几条狗鱼，因狗鱼和鳗鱼是天敌，敌我在一起，就不停地打架，就在这不停的打架中，冲淡了鳗鱼身上的惰性，保证了氧气流通，自然使它们活了下来。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老郝的挤兑，说不定下不了拼命创作的决心呢！
于是，我同妻子一块儿买了一份厚礼，打算礼拜天去看他。不想，礼拜六一大早就接到了单位“向郝典主席遗体告别”的电话。原来，礼拜五夜里，他就去世了。
在郝典的遗体旁，我思绪万千。不知怎么，泪水就流了下来。说真心话，此刻，我既有对他的怀念，又有对他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