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时间仿若静止。不论是尖叫声，还是警察和消防员们冲上去的动作，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被拉得很慢很慢。
那一刻时间又如策马奔腾，似乎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两个警察一人抓住了她的一条腿。我和其他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惊呼后松了口气儿。
其他人也扑了过去想齐心尽力把洪秧拉上来，可她真的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一心想求死，竟然把她腰间的皮带一扯，再挣扎间她掉了下去，警察手里尽剩一条裤子……
后续的事我不太像复述，回忆，因为那是一段特别痛苦的记忆，加上经常叨念死者，据说会让把她的灵魂捆绑在阳世，会让她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幸。
我们绝大多数人也如洪秧临死前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当现实太过苦闷时，我们的灵魂还是得找寻另一个出口。
我只记得洪秧不治身亡，几乎是摔下去几秒后就死了。
当晚，我就被她妈妈指认为杀人凶手，毕竟她临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也只有我一个人陪她在阳台。上面没有监控，没有能证明我没有怂恿她跳楼的证据，所以我的辩解显得乏力。
我也没有想辩解的想法，说真的，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洪秧的死与我有关。如果葛言没因为我而设局陷害她，如果我提早察觉葛言的计划而拦住，更确切的说法是如果我没在上海与葛言重逢，没有一起去纽约出差，没有与他相爱，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追本溯源，葛言有错，但我也难辞其咎。
我向来知道这个世界太浮躁，生命太脆弱，可洪秧的事却让我感受太深刻。我突然觉得就这样被关进监狱也挺好的，至少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愧疚和自责，也能用来逃避现实的世俗世界。
所以对于洪秧父母的指控，我的沉默成了默认，我拒绝聘请律师，但葛言和周寥知道后，积极为我奔波。
他们委托的律师来见过我几次，但我只字未言，最后这一次，律师也沉不住气了：“梁小姐，你什么都不说，不仅对你不利，也会伤害到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而努力的人们。我虽然不知道你三缄其口的原因，但你应该想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带着孩子从三亚赶过来了，他们每天以泪洗面，都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如果被判刑是你想要的，那你的家人就得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你觉得你的孩子能戴着他妈妈是杀人犯帽子健康成长，你的父母能戴着女儿是杀人犯的帽子安享晚年吗？”
律师的话让我麻痹的神经有所缓解，我想了想后，说：“你转告葛言，他不是很有钱吗？那就请他帮我爸妈和孩子移去精通华语的国家吧。去了那种地方，语言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又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事，这就挺好的。”
律师还想说什么，但我无话可讲，提前结束了对话。
后来律师又来见了我几次，说原告要主张我死刑，若我还是默认罪行，那很可能会真被判死刑，毕竟这件事闹得很大，社会影响很恶劣。他让我好好考虑一天，若明天我还是不开口，那他会放弃替我辩护。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的我可谓四面楚歌，但还有真正关心我的人想破头皮的想救我，我是想认罪，想赎罪，可这对我的家人、朋友们也不公平吧？
我的想法第一次起了动摇，在经过一夜的纠结挣扎后，我还是决定说明当天发生的事情。至于偿还有多重方式，不一定要采用这种极端的作风。
律师第二天来见我，我把当天发生的事详细的告诉了他。
我边说律师边记录，记录玩后律师翻看记录：“洪秧打电话给你求救，你赶过去救她的事能说得通，毕竟有你们前后出现在医院和到达顶楼的电梯视频，再加上她摔下去时，你披在她身上的外套也掉了下去，这更能证明你是在帮她，而不是救她。”
我点点头，律师继续说：“我调取了她的病历，她产后得了躁郁症，还有抑郁，住院期间打过好几次镇定剂，出院时也开了缓解精神问题的药物。这能证明她是精神出问题后，受了她父母突然出现在外面的刺激，才跳楼的。不过……”
“不过什么？”
“洪秧的妈妈说门一推开，就看到你试图推她女儿。从你的立场来看，你肯定是要救她的，但他们的律师肯定会坚称你想推她下去，毕竟你们曾爱过同一个男人，又有过你们起争执的视频流传出去了，开庭当天他们的律师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你千万别慌，照实说就成。”
“嗯，我知道。”
“行，你能开口把真相告诉我，已经是朝胜利迈了一大步了。你也别有太大的思想负担，调整好心情，余下的事交给我就行。”
十多天后，开庭了。
我被带到法庭上时，看到我爸妈、周寥都来了，我妈一看到我就捂着嘴哭了起来，我爸搂住她轻拍背，在安抚她的情绪，周寥在给她递纸巾。
葛言则在最后面的角落位置上坐下，我淡淡的瞟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旭旭没来就好，我可不想让旭旭看到我这样。
案子开庭，如我的律师所料的那样，对方律师果真抓住他们破门而入后看到我试图去碰她腿的事做文章。
当天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出庭作证了，他们的说辞基本一致，说门一推开就看到洪秧站在护栏上，而我靠得很近，但不确定是想救她，还是推她。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