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月份，李建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创（chao）作（xi）小说，仅出了七次门。
这个月，李建华足足花掉一万三千六百元人民币和两万六千二百四十五元外汇兑换券，大量买入有升值潜力的古董字画，以及今年新发行的邮票。
在京城的旧货商店里，李建华不难找到旧红木家具，一把标价二十元人民币的海黄官帽椅，虽然有一点点损坏，但他能确定是清代之物，升值潜力大大的，别人看不上，在他的眼里可是宝贝。
当下，在文物商店有创外汇的要求，按照规定，一部分古董只卖给外国人，而李建华不是外国人，拿不出外籍护照，但他手里有外汇兑换券，照样可以买这些古董。
买！买！买！
李建华很喜欢这种感觉，在卖货给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凯子”，对此，他不以为然。
改革开放四十年，华夏古董价格暴涨，这是重生人士的知识点。
对，这就是人尽皆知的知识点。
价值投资，对李建华而言，买古董就是价值投资。
可能存在买贵的情况，但不会买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董价格大幅上涨了，什么亏都补回来了。
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兴，李建华买入大量古董，没有都往家里放，绝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进了储物戒指空间中。
如果高建军的记忆是和十年后的李建华融合，那新生的李建华对买古董之事不会如此热衷，因为他有更多更合适的投资渠道，但现在，多雇佣几个人帮他干活都是违法的，“七上八下”标准都还未产生。
雇工即是剥削！
自从五六年华夏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华夏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就像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其地位则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深暗的理论激辩的迷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资本论》里的一个算例和一段注释出发，“七上八下”标准应运而生——雇佣“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9年，粤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陈志雄这种在后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刚刚走出“大革命”不久的当时，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日报》。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
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
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
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
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关于陈志雄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春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羊城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