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母寨是鄂西利川县最偏远的一个土家族乡镇。
镇子被铁桶般的高山围住，一条来历不明的河流，嘻嘻哈哈地迤逦在街边。临河的房屋，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脚楼——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楼，都被几个柱子斜撑在河面的石础上。这些老屋年久失修，次第层叠的瓦顶，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仿佛一群戴着斗笠的醉汉，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感觉如果抽掉其中哪一个房子，也许整条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塌。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却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我的内心不免郁闷至极。我看见那时的我，扛着和整个乡镇完全不和谐的行李，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趾高气扬地找到了乡公所——这个画面令我惭愧至今。
乡公所在上街的一个老院子里，除了门口挂着几块木牌，注明了这是基层政府之外，基本看不出来这还是曾经的土司衙门。只有门口蹲着的两个傻大粗的石头狮子，缺胳膊断腿的满身伤痕，提示着这个院子的曾经威仪。
我进去打听，经人指点走向后院深处的党委办公室，给书记递上介绍信。书记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时宜的着装，然后低头看县人事局的介绍信。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顾左右，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要将我如何发落。
书记看完，起身很稳很重地握手，看似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小关，你可是来我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人事局早就给我们来电话了，说你是回乡的才子啊。
他回身对门外叫道：老田，那间招待室收拾出来没得？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
那个被唤作老田的老头，应声从厨房钻出来，搓着手点头哈腰地说：这就到了么？我马上去马上去。
书记略有不豫地嘀咕了一句：早就喊你弄好的，日马又喝麻了忘了吧？
老田也不言语，急忙帮我把行李拿着，走向了后院的一个木楼。我跟书记点点头答谢，就跟着老田来到了我的新家。
房间很小，隐隐有一点霉味，木楼板走着咯吱咯吱作响，就像是和一个哮喘病人在同居。屋里恰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收的干枯稻草，老田咕哝说刚换的，没有臭虫。他帮我把我带来的棉絮被单等铺好，推开那唯一的狭小的窗户说透透气。我听见了窗外的哗哗声，俯身过去，看见了那条唯一让我顿时感到亲近的无名河流。翡翠般的清波，蠕动在大小不一的卵石上，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使生活顿现温软。
老田一看就是那种近乎木讷的老实人，浑身油腻邋遢。后来知道，他是唯一的伙夫，同时还是整个乡公所的杂役，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和看守院落，等等。他面对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后生干部，依旧有着拘谨和敬畏的表情，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还有一些惶然。
他帮我收拾行李时，不小心一下子碰到了吉他的琴弦，琴声大作，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紧张不安地看着这个不明所以的响器，惶惑得有些不知所措。我那时还有着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傻逼德行，我装模作样地说：没事，这是“给它”。老田疑惑地重复一句——给它？还是不解地苦笑了。他让我先休息休息，一会儿饭好了，再来叫我。
那时的乡公所，办公室内没几个人。乡干部们几乎每天都要下乡。由于辖区在深山老林之中，面积很大，下乡的人通常一走就是几天，不是开大会，很少能见到全镇的干部。
我这个所谓的宣传干事，是一级基层党委必需的配备；实际上没有正事，就是帮领导起草各种文案和讲话报告。顺便还要负责书写横幅标语之类，拿去小街上悬挂。
书记是基层老吏，文化不高，但经验丰富。明显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这种城里来的所谓知识分子。但是，他能立马洞穿我这种城里长大的官宦子弟，是他不必得罪的对象——我既不会是他的权位竞争者，更可能很快调走，甚至未来变身成为他的领导。因此，他对我的工作安排，显得不卑不亢，不像对其他吏员那样，可以经常呵斥臭骂。
他也懒得派我下乡，知道我下去，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更是农民的负担。于是就叫我守办公室，或者偶尔说，小关，你先看看这几份文件，结合党报的提法，回头起草一个关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动员报告。
我通常起身接过，点头，坐下无聊地看报纸写文件，也无须格外地搭讪找话说。某次内急，我冲进乡公所那没有隔栏的公厕，发现书记正一脸愁苦地蹲在那里，白花花的屁股有些触目惊心。但我不能退出，只能也哗啦一下蹲在边上，喷薄而出。两个大男人屁股几乎挨着屁股，在那儿各自锣鼓喧天地排泄——这情景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尴尬。
书记真是人情练达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打破这种沉闷且臭气熏天的局面，率先关心起我的私生活——小关啊，你谈朋友没有啊？
那时，似乎恋爱这种话题，特别适合在厕所研讨。我憋红了脸嗫嚅说：谈是谈了一个同学，人家在省城，天知道能不能走到一起。
书记在艰难挤出了一截便秘之后，断续而语重心长地劝慰我——个人大事嘛，还是要依靠……组织。晚婚晚育好，计划生育很重要。你别看不起我们这个乡镇，呵呵，其实也还是有些好姑娘的，我看街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