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
在邸报上看到，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的重设司礼监，站在文官立场上，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
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女中尧舜”和青史留名哪，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这是彻底觉悟了么？
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的暂时疏离慈圣宫，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最后局面完全失控，这让钱太后悲愤的当廷落泪，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
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重设司礼监，抬举勋贵地位，既为的是制衡文官，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
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女中尧舜”就是镜花水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
是的，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文官捧谁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姓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
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对自家的家奴，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纵观大明历史，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全看舍得舍不得。
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这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外人谁管得着？
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但除了讲空洞道理，外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
与重设司礼监不同，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要知道，自从朝会成了礼仪姓的摆设后，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朝议、廷议、部议。
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是外朝政治的核心。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
真正的廷议，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只在内阁、六部、科道里打转，不包括勋贵。但从景和朝以来，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
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有很多微妙之处，需要亲临现场。另一方面，钱太后要塑造“女中尧舜”形象，所以常常很勤奋的亲自参加议事，但又不主导议论。
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旧没有发言权。
别的时代情况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往里面安插勋贵，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
思考到这里，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
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有合力为之的嫌疑。
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
甲申之后，有一批新兴勋贵。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
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任用勋卿参与议政，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不至于被动的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
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不可能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