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国说道：“如今咱们天策军正面临难关，这些奸商却趁火打劫，祸害国家，是为国贼！中部诸州百姓，在去年北庭之战正剧的时候，我们出国库债券跟他们买粮食买羊买木料，他们能够信任我们，去年冬天郭威西征，带走了大批的蓄积，跟着今春元帅西行，更是将北庭几乎都搬空了，杨都督不得不再次向高昌要物资，结果洛甫拿着仓司批出去的条子，高昌、龟兹、焉耆、伊州的许多农户、牧民就将小麦、羊都献出来，而如今咱们还没钱给他们将这些国库债券兑换了，他们被我们收了这么多的粮食，家里肯定吃紧，偏偏这些奸商又抬高了粮价，这不是害人么？是为民贼！这些人虽然也号称是咱们大唐治下百姓，可是咱们对内也得分个好歹。大部分的百姓虽然都是好，但对这批既是国贼又是民贼的家伙，又何必跟他们客气！”
要是张迈在这里，听到这样一番将治下民众分为民、贼的理论一定大大惊讶，这不就是将国民分为“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翻版么？考虑到杨定国所处的时代，或者不该叫翻版而该叫雏形才对。
其实这种二分法并非近代革命者的创造，在古代社会已经有了很深的思想渊源，杨定国的这番话说将出来，旁听的张毅、张中谋父子，乃至郭汾、薛复，心里却都不怎么反感，也不怎么错愕，未必说他们就赞同杨定国的主张，只不过对杨定国这番话后面的逻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本来就有这种观念。
唯有郑渭反应比较大，已经皱起了眉头。
杨定国又道：“元帅经常跟我们说，我们做事也好，用兵也好，都要分清敌我，对于朋友、兄弟、亲人，对于百姓，都要有十二万分的耐心，可是对于敌人，那就不用客气了，什么手段都能用！高昌、龟兹的这些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既然国家缺粮，咱们不妨就派人去将他们暗中控制起来，再派人去提醒提醒他们，若是他们还识相肯合作，那是最好，若是不识相，哼哼！便找个心思活的大员，看看律法之中有哪一条能治他们的罪，将这些贼子给铲了！人治了罪，他们的存粮便充公！这次缺粮的问题便解决了。我敢保证，像这样的人手底下绝对不可能干净！”
张毅听得有些错愕，因杨定国平日处事光明正大，而且品德甚好，无论在疏勒、在高昌还是在凉州那都是有口皆碑，人人都觉得这位“国老”正统得有些古板，张毅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也有这样狠辣的一面！
郑渭却听得背脊发冷，额角冷汗直飚了出来，要说话甚至喉咙都有些颤抖。这件事情本来牵扯不到他身上，真办起来短期来说甚至对他郑家也是有利的，然而杨定国做这件事情所依赖的思想郑渭觉得实在太可怕了。
“国贼？民贼？”郑渭在杨定国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想：“高昌的那些商人虽然十分可恶，但都是在现行律法之下行事，可以说他们钻了律法的空子，不是什么好人，却不能说违法。”
他是商人出身，不像武人出身的杨定国那样心中有着极其明显的爱憎与极其强烈的道德感。在郑渭看来，钻律法的空子以谋求利润本来就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就是商人在恶劣环境下赖以生存、在顺境中赖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反而是“毁家纾国”的行为其实才是违反了商人的本性，如果将这种本性视为罪恶，那他郑家也休想干净。
至于杨定国所说的要寻这些奸商一些罪行，一个国家的政权若想要抓一个人的把柄，就算是圣人和佛陀只怕都能被揪出一堆毛病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郑渭的眼光非庸俗可比，看得比寻常人要远得多，马上就想到，若是按照杨定国的这种思路，今天既然“设法”来整治这些奸商，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其他人，甚至若有朝一日杨家、郑家失势，别人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他们自己，这可是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底线！一旦越过去了，后面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郭汾由于立场的缘故，一时没像郑渭般想那么远，但也隐隐觉得不是很妥当，说道：“这个法子，做起来应该不难。只是……会否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
杨定国道：“事情有经权之分！虽然现在北庭之战已经结束，但中部的情况却比战争还危险。在这种时候必须当机立断，从权行事！而且我敢断言，若是将这些奸商铲除，不但不会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而且全境之内，无论军民都会欢呼称颂。”
张毅也点头道：“国老此策也有道理。天下之纲常大义，莫过于君臣，然而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臣不可弑君，此为千古大禁，但贼民之独夫则当除之而后快。君犹如此，何况商贾？这便是从经还是从权的分别了。高昌、龟兹的那些奸商不顾国困民贫，还在那里拼命抬高粮价，弄得国家困顿，军士生忿，民怨载道，若我们趁势将这些害群之马除掉，不仅军心可慰，百姓也必然拍手叫好。”
郭汾听得有些犹豫，问郑渭和薛复道：“郑长史、薛都督认为怎么样？士兵与百姓会否反对？”
薛复想了想，很谨慎地道：“士兵们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奸商最是反感痛恨，如果我们事前能够加以说明，全军兵将对此是不会有意见的。”他这两句话其实只是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