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盐政素来是一痼疾。
在崇祯十七年以前是中央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
但这个主要财政收入带来的代价是盐价居高不下，百姓吃盐困难，造成举国百姓营养水平下降。
这对于一个民族长期的基因发展是不利的。
除此之外。
大明盐政对于产盐的灶户之扶助政策也越来越差。
造成官盐产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
如今虽恢复到以前的开中法。
不过是为军事战争减轻运输压力，但这些运输压力最终还是会摊派到盐价上，给百姓们增加负担。
朱由检让内阁首辅高弘图的进行的盐税改革其实就是政府让一半利，盐商让出大部分利，把盐价降低到普通百姓能吃得起的水平。
政府让一半利首先是要再次取消开中法，恢复到以前的纳钱买盐制度，但降低盐的定价。
如此。
可以降低盐的成本价。
但同时，政府提高对灶户的纳盐底价，这样政府赚的差价减少，却可以造福灶民。
而盐价的售卖，政府也会提供一个可以让百姓们购买得起的参考价区间，禁止盐商哄抬盐价，避免出现宁愿把盐倒进海里也不出售的现象。
这样盐商肯定不能再通过贩盐赚取大量利润。
而靠支取官盐当私盐卖的走私贩子的市场空间也会被挤压。
朱由检让高弘图进行的盐政改革便是根据大明现在的盐场区域成立一批盐业公司。
取消盐业转运使和巡盐御史等机构。
即减少官府对于盐业生产的管理。
由国营盐业公司负责招募灶户进行生产与经营，再由国营盐业公司分销各地盐商进行售卖。
而这些国营盐业公司便相当于大明的官办盐商。
他们在提高盐产量与降低盐成本方面增加利润。
负责销售的盐商则只需有经营许可证便可从各地盐业公司订购盐发往全国各地销售。
同时，户部成立盐政司即盐业总公司。
由盐政司规定盐价和盐的产量同时打击假冒盐的盐贩。
国营盐业公司的负责人由盐政司负责任命，不需要经过内阁。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样盐业便有了很大的独立性。
国营盐业公司与以前的转运使司不同的是，自己既负责生产又负责销售，而且获取的盐利是可以自己做主分配的，不需要解往京城。
这样等于朝廷放弃这部分盐利，而这部分盐利则可以用来提高灶户待遇和刺激灶户生产盐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盐产量，且能有充足的钱财去改进工艺。
而分销商即从国营盐业公司批发盐的盐商也不必想以前一样去军队手里换盐引，直接从国营盐业公司订购盐，然后按照盐政司规定的参考价销售盐。
这样，造成很多盐商虽然解除了运输粮食的负担但也没有了高价销售食盐的福利。
在此以后，富甲一方的盐商数量肯定会大幅度减少。
官府取得盐业上的收入也只能从国营盐业公司和分销盐商身上征收盐税。
但在较低的盐价下，要让这些盐商还有利可图，政府之税收也不能太高。
再加上国营盐业公司的负责人和分销盐商肯定大部分都是和官府有关系的人，作为定税的户部官员自然也不会把税定得太高让自家亲戚无利可图。
现在的高弘图改革盐政便是以自家和亲戚家以及关系好的盐商转型为国营盐业公司在各省盐政分司承包下大明各大盐场负责产盐。
这样被夺去盐业利润的大部分盐商也无可奈何只能被迫转型或者把仇恨转移到高弘图等文官身上。
近卫军也失去了靠盐引获得的盐利，但因为朱由检诏令各战区总督配合盐政改革，因而近卫军也没有出什么乱子。
毕竟如今的这些总督还是听朱由检的话的，而且谁也不清楚这些国营盐业公司和大宗盐业分销商和他们有没有关系。
最终亏损的是朝廷和没有官府关系的大部分盐商。
朝廷的亏损，朱由检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商品经济规模和进一步开放海洋市场以及掠夺海外市场弥补损失。
而大部分盐商，也可以通过此次改革逼迫这些商户把资金和商业手段运用到其他行业上，增加其他行业的经济规模。
朱由检最终的目的是想以此让庶民的负担减少，让百姓把更多的收入运用到非食品的购买上去，降低恩格尔系数，让大明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上去。
随着大明中央银行大量放贷和路引制度取消以及沿海松江、宁波、泉州、广州等商埠开放，大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再加上军械所和鼓励权贵投身工业领域以及大规模工程建设带来的就业岗位增加，使得大明百姓收入翻了几倍。
但也因为自耕农减少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和货币发行量增加以及大量白银内流，使得通货膨胀增加，物价水平居高不下以及恢复开中法以来带来的盐价急剧上升使得大明百姓们的生活成本依旧很高。
因而朱由检现在让出盐利，可以很好的改善百姓生活质量，促进他们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教育消费和娱乐消费上来，或者可以追求更好的品味，追求奢侈品，促使奢侈品牌出现，进一步促进商业发展。
总之，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只要朝廷控制了商税，就可以在其他方面让利促进商业发展，只要商业发展，朝廷税收就会不减反增，而百姓生活水平也会跟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