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知道李斯的智商与胡亥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开门见山就谈实质问题：“遗诏现在公子胡亥处。我来与您商量，皇上驾崩与遗诏之事，尚无别人知道。这样一来，立太子之事，就在你我两人怎样说了，请问您意下如何？”
李斯闻听此言，不由大惊：“这是亡国之言，岂是为人臣者所应议论的？”
赵高这才开始做思想工作：“您应当自问，您才能与蒙恬比，谁高？功劳与蒙恬比，谁高？谋略与蒙恬比，谁高？声望与蒙恬比，谁高？与长子扶苏之关系与蒙恬比，谁深？”
李斯老老实实回答：“这五个，我都比不过蒙恬，但您为何要以此来责备我呢？”
赵高说：“我不过是一打杂的仆役，有幸靠着粗通狱法、文书，进入秦宫，办了二十年的事。这许多年来，我还没见过最终没被秦王罢免的丞相与功臣，即使有将封爵传到第二代的，也难免被诛杀。今皇上有二十余子，你无一不熟知。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对人信任，又善于激励将士，他如即位，必以蒙恬为丞相。到那时，您还能保全你的印绶、光荣还乡么？我曾受命教育胡亥，教他学习法令，数年间未见他有任何过失。胡亥这人，仁慈忠厚，不爱钱财，礼贤下士，内心明达而不善言辞，诸公子中无人能及。依我看，可立他为嗣君，请您斟酌后决定。”
这些话，虽然说到了李斯的痛处，但李斯仍不能接受，愤然道：“无须多言！李斯亲受遗诏，一切听天由命，无从选择。”
赵高冷冷地说：“安可以转为危，危可以转为安。今安危之势未定，却听之任之，这如何算得是一位尊贵者？”
李斯凛然道：“我李斯原是上蔡（今属河南驻马店）布衣，皇上之所以把我拔为丞相，封为通侯，让我子孙也获得高位厚禄，就是要把国之安危托付给我，我怎能有负于皇上？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为人臣者，只能恪守职责。请您不要再说了，以免我李斯因此而获罪。”
如果李斯到此为止，那么对他和对秦帝国也都幸莫大焉，可惜，这位元老重臣也未能摆脱赵高的圈套。
赵高接着攻心：“自古圣人无常道，无非是能见微知著、顺应时势而已。当今天下权命，全在胡亥手中，我也只能顺着胡亥的意思来。政治这东西，以外制中，那就是惑乱天下；以下制上，那就是乱臣贼子。您总不至于愿意做乱臣贼子吧？其实呐，秋霜降，草木落；春冰融，万物苏。这就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您要是知道这先后因果，那就离道不远了。请您尽早决断吧。”
李斯是法家，讲究的是用狠辣手段达到实际效果，也可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赵高的攻心，恰恰用的就是实用主义逻辑。李斯渐渐地守不住底线了，但仍在做内心的苦苦挣扎：“往事可鉴，过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公与公子纠兄弟争位，公子纠身死受戮；纣王杀亲戚比干，不听忠谏，社稷倾危，都城变为废墟；这三件事都是逆天理之事，直闹得国破家亡、宗庙绝祀。我李斯还是个人呐，怎能参与这大逆之谋？”
赵高听出李斯已经有所动摇，就赤裸裸地威胁说：“自古上下同心，事可必成；内外合一，绝无差错。您要是能听我的计谋，可保长久为通侯，世代荣华，寿比王子乔、赤松子，智如孔子、墨子。如果舍此不从，必殃及子孙，我实在为您寒心呐。凡是善于处世者，可因祸得福，请您自己掂量吧。”
李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赵高已经与胡亥串通好，如果不从，厄运立见；但违心从之，又觉不忍，于是仰天长叹，流着泪道：“生不逢时，偏遭乱世。既不能以死尽忠，又何以安托此身？”
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李斯终以一念之差，放弃了原则。他之所以退让，是出于恐惧，可是他就没有想到，如果坚持原则，那么秦始皇余威尚在，仍在运行中的国家中央机构就是他的后盾，一个宦官赵高、一个普通的公子，很难与他这位百官之首抗衡。而一旦屈服，加入了阴谋集团，他的地位立刻降到赵高之下，且完全被赵高所控制，原有的丞相权威如同虚设，今后的不可预见性就更大。
李斯是出于私利而跳了火坑，这也算是他谋害韩非的报应吧。凡是过于急功近利的，最终不一定有好结局，这规律于政治家、于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赵高成功实施了篡权的第二步，便兴冲冲去向胡亥汇报，一开口就改了称呼：“我奉太子明令，去向丞相传达，丞相岂敢不遵？”
胡亥一夜之间成了准皇帝，大喜过望，立刻召李斯来，三个人密谋了一番。
在权力接替的非常时期，胡亥、李斯、赵高抛开法定程序和公开机制，非法结成了“三人帮”，开始扭转帝国的命运了。
赵高开始篡权的第三步，他与李斯合谋，毁掉始皇帝写给公子扶苏的遗诏，对外诈称李斯亲受始皇帝遗命，立公子胡亥为太子。然后，另外伪造了一封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给扶苏与蒙恬安上了几宗罪，赐他们两人死。
伪造的遗诏说：扶苏与监军蒙恬率师十万屯边，十多年了，不能前进一步，士卒消耗却很多，可说是无尺寸之功。不仅如此，扶苏反而还数次上书，诽谤我之所为，因为没能卸职回咸阳做太子，而日夜怨恨。扶苏这样子，是作为儿子的不孝，现赐给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驻外，对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