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混战局面结束，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左翼作家联盟以笔当枪相抗。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左联鲁迅、闻一多等人严厉查封，同时也想将比较温和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招到麾下。
1928年3月，新月社众人在上海弄了《新月》杂志，徐志摩主编，梁实秋、沈从文、潘公旦等人人盟，凌叔华时常发些小说，如《疯了的诗人》、《送车》、《搬家》、《凤凰》等，被称为“新月圣手”。
对于新月派，历史定论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新月》有的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也曾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其“立场不坚定”，从而导致该派许多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10月，陈西滢应老友王世杰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
凌叔华当时并不喜欢武汉，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武汉三镇竞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而丈夫忙于工作，她甚至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很烦闷。据其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父亲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好在父亲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
不久另外两才女到武大任教，凌叔华的生活靓丽了许多，一位是袁昌英（英国爱丁堡大文学硕士，长于戏剧），另一位是苏雪林（曾留学法国，擅绘画、考据，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三人相交密切，并称“珞珈三杰”。
1931年徐志摩去世，凌叔华因八宝箱一事与林徽因、陆小曼闹得相当不愉快。而且当事者各执一词，直到几十年后研究者们综合不同人的日记信件，才弄清了来龙去脉。
徐志摩到欧洲去的时候，凌叔华尚未婚嫁，徐把箱子委托给了她。后来徐回国，一直没去取。凌叔华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时，箱子却放在北京娘家（父亲为母亲买的洋房），委托金岳霖和一个美国女文友丽琳保存，金岳霖敦厚，美国人讲隐私，凌叔华安排算是相当完美。金岳霖和丽琳住在凌家，也方便照顾凌老太太。后来徐志摩回国，曾给陆小曼写信提道：“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
徐志摩在北京时，到凌家取走了箱子，林徽因知道此事，但徐志摩并没向朋友们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因为里面有陆小曼的信，难免讥讽林徽因，徐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1931年夏，徐志摩写了篇小说《王当女士》，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为原型，本来打算在《新月》杂志上连载，可惜未能完成。同时，徐志摩也请沈从文为他写传记，并告知箱子里有材料，如果自己出了意外，“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
事情到这就有些微妙了，从徐志摩逝世后沈从文说“箱子在凌叔华处”来推断，徐志摩在北京的时候，把箱子又送回了凌叔华的娘家。
徐志摩去世后，凌叔华到北京吊唁，林徽因问徐志摩是否有个箱子在她手上，自己想看看。凌叔华不怎么愿意交出箱子。林徽因大为光火，让胡适出面索取。胡适召集了一大帮人发难，大家都认为徐志摩的死是陆小曼奢侈任性造成的，一致要求将箱子“无条件给林徽因”，凌叔华抵挡不住，只好将箱子给了胡适。
林徽因旗开得胜自是得意，可打开箱子后，发现少了两本《康桥日记》，那正是徐志摩在英国与她大谈浪漫、并与张幼仪离婚的时候。林徽因怀疑凌叔华私藏了些东西，找凌叔华要，凌叔华“神色极不高兴”，说自己手上有些徐志摩的信，想编一个散文集，请林徽因再给些资料于她，并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林徽因也许觉得不能太欺负人，给了凌叔华两本陆小曼的日记。事后俩人都不满，纷纷写信给胡适，林徽因写道：“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凌叔华则是：“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自然是有意躲着她，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
林徽因觉得凌叔华是在推托，又向胡适告状：“我为人直失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