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有讲：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一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现，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状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回旋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这种父亲教导的“动心忍性”深入孙多慈的骨髓。可以说，父亲对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关系的反对是孙多慈下决定的一个初因，但最致命的，是孙多慈弟弟的意外去世。
父亲孙传瑷喝了一天的闷酒，之后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就睡。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第四天起来时，他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下巴上的胡子也生得老长。孙多慈有些怕与他对视，在她看来，父亲此时的精神状态比在老虎桥监狱时还要差许多倍。
这个画面一直凝固在当时还是旁读生的孙多慈脑海，如同电影，直至他们的感情大公于世，直至家人要她结婚。这时的孙多慈又不得不考虑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所有交往的细节如影画戏，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年龄的差距，徐悲鸿妻子不屑一顾的眼神，还有徐悲鸿膝下那一双儿女，她觉得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
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为徐悲鸿和自己女儿之间沸沸扬扬的事情担忧。徐悲鸿年纪大，无所谓；徐悲鸿有妻子，无所谓；徐悲鸿有一双儿女也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女儿喜欢，女儿幸福。但是……在他眼里，徐悲鸿就是一位花花公子，有妻子还和自己的女儿之间产生感情，这就是对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他不相信这样一个男人会给女儿带来幸福。
毕竟，大家族出来的孙传瑷骨子里还是较封建、守旧，或许他从心底也在抵触自己的女儿找这样一个男人，即便他在画画这个领域有着不俗的建树，他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家人不放心她继续待在南京，把她接回安庆，在安徽省立女中当老师。
那时候的陆汉民正在读初二，经常和表姐在一起。陆汉民说：“那时候，我很少看到表姐开心，常常郁郁寡欢，有时候还偷偷流泪。
陆汉民说，1935年暑假里，徐悲鸿瞒着蒋碧微，偷偷到过安庆一次，这一点，许多徐悲鸿研究者也不清楚，而陆汉民却见证了这一次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最后会面。
徐悲鸿托自己的学生、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帮忙。一次吃饭的时候，李家应把徐悲鸿来安庆的事情向孙家人说了，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当即一拍桌子，扔了筷子说，“不许进门！”
当时也坐在一旁吃饭的陆汉民记得，倒是姑妈发了慈悲，劝说姑夫，“既然徐老师都来安庆了，就让他和孙多慈见面吧！”
最终孙传瑗同意了，但条件是，徐悲鸿不能跨人孙家的大门。后来，徐悲鸿和孙多慈终于在安庆的菱湖公园见了面。
孙多慈的母亲不放心，叫陆汉民跟着去，在一旁“监视”他们俩。
到了菱湖公园，有情人终于见面，自然是情意绵绵。陆汉民闪到一边，只见二人抱头痛哭，临别时孙多慈伏在徐悲鸿肩头，不忍离去，徐悲鸿也流出了眼泪，连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70多年过去了，当日的细节，陆汉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晰的是徐悲鸿临走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佳人离去后，徐悲鸿跟蒋碧微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徐悲鸿干脆一走了之，远赴广西桂林，各自品味分离之苦。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悲鸿和孙多慈没能走到一起，分道扬镳的罪责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这个在徐悲鸿眼里“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因为他的固执和偏见造成了这场悲剧，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孙多慈长大了。
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用孙多慈的话说，那就是“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飞语。
显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十年后的他们早已天各一方。
而在这十年间，说是独立成长，徐悲鸿还是为孙多慈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为了既解决孙多慈经济上的问题，又照顾孙多慈的自尊心。徐悲鸿自己出资，找好友出面购买孙多慈的画作。
随着时势动荡，孙多慈一家谋生已经都很困难。她只好写信给徐悲鸿，表达自己希望能去桂林。徐悲鸿马上将孙多慈一家子接到桂林。
据说有算命先生曾给徐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