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乱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白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回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
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