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第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本书始终不曾整理完。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工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亳—商—殷
一）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娀”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大气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原文此处为方框）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浮龟。”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原文此处为方框）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