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了谁是和议的真正主持人。一般所谓奸臣，是皇帝糊涂，奸臣弄权。但高宗一点也不糊涂，秦桧只是迎合上意，乘机揽权，至于杀岳飞，等等，都不过是执行高宗的决策，而这样做也正配合了他作为金国大间谍的任务。
秦桧当国十九年，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据《宋史·秦桧传》所载，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下面是《秦桧传》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
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称臣，民间大愤。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有人告发，张伯麟被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发配充军。夫差之父与越王战，受伤而死，夫差为了报仇，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以提高复仇的决心。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当然是借古讽今，讽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被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
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书，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宣称《涑水纪闻》一书，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以免惹祸。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却不自首坦白。于是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曹泳却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谓“中以深文”即罗织重大的罪名，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
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桧，上书说程颐、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专门曲学”，须“力加禁绝”“人无敢以为非”。
许多文人学士纷纷撰文作诗，歌颂秦桧的功德，称为“圣相”。若是拿他来和前朝贤相相比，便认为不够，必须称之为“元圣”。秦桧“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论赞他如何如何伟大英明，他都毫不怕丑，坦然接受，视为当然。“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说人内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状。
《续资治通鉴》中说秦桧“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之美。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
（以上引文见三联书店版《金庸作品集》二十七册第七九九至八二九页。）
这是本人正式发表的涉及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至于《文汇报》所载刘金一文所说的属于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若非刘先生自撰，便是乱抄台、港、大陆怀有恶意之人的诽谤，称之曰“据传媒透露”。若以此五字引头，任何胡言乱语都可任意加上去。
我曾在台湾公开发表言论，不赞成“台独”，批评李登辉；我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回归之前，不少香港传媒“支持英国殖民利益”“逢中必反”（反对中国的利益），经常与我激烈论战，因此台、港传媒如有故意造谣，捏造有关我的虚假信息，出于政治动机，事所常有。内地冒名“金庸”之作何止千百种，猥亵sè_qíng者有之，神怪荒唐者有之，别字连篇、语句不通者有之，亦有以别人著作妄加“金庸”之名而出版图利者。普通读者一望而知真伪，上当者甚少。刘金先生既为硕学通人，岂有难辨是非之理？岂连少年儿童亦不如乎？
编后：《笔会》十月二十一日发表刘金先生的杂文《向金庸先生进一言》后，金庸先生来信，表示“不胜骇异”，并寄来《论岳飞与秦桧》一文。现将此文发表。据我们了解，刘金先生是根据九月十八日上海《文学报》上刊登的《金庸写作近况》发而为文的，而《金庸写作近况》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参考》九月五日发表的孝文《金庸最近在写什么》一文，只删去了一小段。而该文又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八月二十一日第六版同题文章摘录的。据查，《联合早报》一文是从八月十一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新闻《金庸现在在写什么？》中摘录的。可见，引文、编文须慎重。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