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攻击力
万民法是用来调节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治法律，攻击力由它给以限制。
第二节战争
就生命来说，国家与人是相同的，人有杀人的权利，但只能是在正当防卫的时候，同样，国家可以进行战争，但那也得是在受到侵犯时的武力自保。出于正当防卫，我杀人就是无罪的，原因是生命是我的，与那个想要杀死我的人一样。同样的道理，因为和别人的任何自保相同，它的自保出于正义。
公民有正当防卫权利不假，但只能是在生命受到威胁，而又无法等待法律援助时才可行使，否则，不可以直接进行武力攻击。国家也一样，在安全受到威胁，攻击成为唯一手段，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时，方可进行。
与大社会相比，小社会更容易处于危险之中，或者说时时都有灭亡的危险，所以，小社会更有进行战争的权利。
对一个君主而言，如果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只是为了赢得荣誉，攫取财富，获得利益，那战争带来的将是极大灾难。所以，那些在君主面前出谋划策的人一定得遵循一个准则：战争的权利来自正义，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切不可与君主谈荣耀，刺激他们的虚荣心。一旦他们迷恋上荣耀，就会变得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从而发起不正义的战争。
国家实力的增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君主，然而，这却不是唯一的途径，一个以公正著称的君主一样可以治理出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
第三节征服的权限
征服权来自战争权，是战争权最后达到的状态，因此，征服权必须遵循战争权出于正义这一准则。
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后，可以行使的权力，要遵照四种法律：一是自然法，以保存万物物种为原则；二是自然理智法，自己不愿做或不愿承受的不要强加于他人；三是政治社会组成法，政治社会的存在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四是由征服的原则推导出的结论而形成的法律，把保存作为征服的目的，使用而不是摧毁。
一旦被征服，被征服国将面临四种结果：一、征服国除了行使政治和民事治理权外，并不废除原有的法律；二、废除原有法律，以征服国的法律进行治理；三、原有社会格局被打破，并分离到其他社会中；四、全部被杀死。
出现第一种结果，征服者显然是遵循现在的万民法，第四种则是征服者遵循罗马人的万民法的结果。很明显，第一种结果要比第四种理性得多，这也是今日的宗教、哲学和习俗相对于以前的进步，这是值得我们去赞颂的。
然而，有一些公法学者，始终武断地认为杀人是征服者应有的权力。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荒唐的、毫无根据的权力，完全是因为他们不结合遵守实际的例子，只参照古代历史，推导出了一些原则，并且以由这些可怖结果而诞生的原则作为依据，确立了一些行为准则，而这些行为准则则是稍有理智的征服者也不会遵行的。一旦征服完成，征服者就已脱离正当防卫和自我保护的境况，因此也就不再拥有杀人的权力了，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摧毁社会是征服者的权力，这是一个错误的原则。公法学者们之所以下“征服者有杀人的权力”这个错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如果要摧毁社会，就应该包括组成社会的人。要知道，社会只是人的结合，而不等同于人。所以，可以没有公民，但不能没有人。
政治家们认为征服者有权杀人，并由此推论有权奴役这些被征服的人，也是一种由错误的原则推导出的错误结论。
保存是征服的目的，而绝不能为了奴役去征服。奴役也许在一定时间里可以对保存起到促进作用，但也只能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通常情况下征服者并没有奴役权，除非是不得已，不实行奴役征服的成果将不复存在。
就征服而言，奴役只能作为权宜之举。只能是在被征服国的各个部分，由于习俗、婚姻、法律、交往以及精神等，无法与征服国的这些方面达到一致，彼此存在隔阂时，征服者才有权短时对其实行奴役；待彼此相融时，就得立即终止，否则就违背了事物的本性。应当把被奴役的人民变成臣民作为最终的目的。
我说这话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比如我们的祖先，他们征服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一开始，行动疯狂而暴烈，法律严酷而骄横，后来态度变得比较温和，法律也修改得比较公平。罗马人从此保留战败者的身份，是勃艮地人、哥特人及伦巴第人最想看到的，可是，蛮族和罗马人却以公民身份[353]进入了尤里克[354]、贡多巴德[355]和罗塔里[356]制定的法律。
撒克逊人被征服后，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和财产所有权被查理曼剥夺。路易当政后，大施仁政，还自由身于他们[357]。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渐渐淡忘了原有的习俗，却一直保持着对路易这个宽容厚道的君主的忠诚。
第四节被征服并不一定是坏事
如果全世界都能正视并一丝不苟地执行万民法，那么，政治家们可能会深切体验到其中的好处，可能会放弃用杀戮与奴役的震慑性来保存自己的征服成果，而选择设法让战败的人民明白战败并非坏事的道理。
试想一下，哪个被征服的国家不是弊病丛生？如果被征服在一个国家出现过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毁灭性的，就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