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希腊法、罗马法都会惩处自杀行为，但两者初衷不同
柏拉图说[1665]，如果一个人选择杀掉那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自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懦弱，而非因为官员的命令或者不愿受辱，那他必须接受惩罚。罗马法也会对自杀行为予以处罚，但它惩处的不是那些因为懦弱、悲观，或者太过痛苦而选择死亡的人，它惩处的是那些因为绝望而选择自杀的犯人。同样是自杀，罗马法惩处的；希腊法不惩处，希腊法惩处的，恰好是罗马法不惩处的。
柏拉图的法律是以斯巴达的法律为基础构建的，在斯巴达的法律中，官员的命令必须执行，受辱最为可悲，懦弱最为邪恶。可罗马法不是这样，它仅仅是一种财政法，摒除了这些良好的思想。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法并不惩处自杀行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也从未有过自杀者受到处罚的记录，他们向来都是被善待的一方。
罗马前几位皇帝执政的时候，几大家族接连获罪，满门被诛。这时有人发现自杀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入土时能保有尊严，遗嘱能保有效力[1666]，于是人们慢慢养成了一旦获罪就以自杀来逃避惩罚的习惯。罗马此时没有严惩自杀的法律，是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但是，当残暴的君王们又沾染了贪婪的毛病，连悔罪自杀都被判定为犯罪，这下他们想除掉的那些人，再也没有办法留下财产了。
相信我，这确实是君王们想要的结果，不然他们也没必要规定：只有所犯罪责无须没收财产的自杀者，才能在死后保有财产[1667]。
第十节相同的原则可能催生相悖的法律
去对方家中传唤对方，在现在是可行的，但在过去的罗马并不可行[1668]。作为一种激烈的行为[1669]，传唤要求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1670]。过去不许去家中传唤当事人，和今天不能对民事债务纠纷获罪方的人身采取强制措施，是一个道理。
家是所有公民的避难所，严禁在家中施以暴力，这是罗马法[1671]和我们法律的共同原则。
第十一节对两种不同的法律加以对比的方法
在法国，做伪证会被判处死刑，在英国则不会。这两种法律哪个更好，在不了解以下情况之前，是无法评判的：法国会对嫌疑犯予以审讯，但英国不会；法国不许被告方的证人上堂，如果某件事带有自辩性质，就算是真的，法庭通常也不会给被告陈述的机会；但英国既听原告方的证词，也听被告方的证词。法国这三项法律紧密相连，组成一个整体，英国这三项法律也是如此。英国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如此一来，想让犯人认罪悔过，难度极大，所以只能想方设法从各个角度搜集证据，可是没有死刑让证人有恃无恐。法国的法律比英国的多一个办法，可以随心所欲地威胁证人，不仅如此，威胁还是合理合法的。法国的法律只接受公诉人的证词[1672]，这是唯一一份证词，它决定了被告的命运。但是英国的法庭既听取原告的证词，也听取被告的证词，审案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双方辩论的过程。所以伪证造成的损害不会太大，况且英国和法国不同，被告有机会对伪证予以驳斥。因此，想要判断这两个法律哪个更好、更加合理，单纯的对比还不够，必须站着眼于全局，进行整体对比。
第十二节有时貌似相同的法律并不真的相同
罗马法和希腊法对窝藏赃物罪和偷窃罪的处罚是一样的[1673]，法国的法律也是如此。在这件事上，希腊的法律和罗马的法律做对了，可是法国的法律却做错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让人蒙受了损失，你都应该赔偿，这正是希腊和罗马要求窃贼支付罚金，也要求窝藏赃物的人支付罚金的理由。可是，按照法国的法律，窃贼是要判处死刑的，让窝藏赃物的人和窃贼接受一样的处罚，未免过于严苛，毕竟窝藏赃物的人大多并不知情，可窃贼却是故意为之。偷窃是犯罪，窝藏却只是提高证明罪行的难度。前者的行为属于主观故意的，后者的行为却是被动无意的。相比于窝藏赃物者，窃贼遇到的阻碍更多，处心积虑地和法律对抗的时间也更长。
要说谁的眼光更长远，还得是法学家。他们认为和窃贼相比，更邪恶的是窝藏赃物者，因为他们是偷窃行为能够的长久隐藏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是罚款，考虑到要对失主进行赔偿，窝藏赃物者又大多有能力予以赔偿，他们的理论还有正确的可能，但是，如果要判处死刑，在量刑时，恐怕就得选择其他处罚原则了。
第十三节法律不能背离立法的初衷，罗马法如何处理小偷儿
偷窃行为在罗马分为现行偷窃和非现行偷窃，前者指的是小偷儿偷窃过程中被人赃并获，后者指的是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撞破的偷窃行为。
按照十二铜表法，现行偷窃者如果未成年